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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波官員下海潮來臨? | |
http://www.CRNTT.com 2014-04-28 10:39:07 |
為何會出現這種與當初預想相偏離的情況呢?通過梳理案例,或可幫我們釐清其中原因。首先,那些下海的官員,部分是自信在廉政和能力上較為出眾的人,他們並非是在官場上混不下去了,而是懷著“換一種人生(活法)”的想法而主動投身於商海的挑戰。比如,2000年底辭職下海的福建省信息產業廳原廳長游憲生,他當時年僅46歲,又是當時福建省廳級幹部中僅有的兩名博士之一,能力和仕途均被外界看好。當游憲生第一次提出辭職時,被福建省人大常委會婉拒。他又重寫了一份更加情真意切的辭職報告,最後,該省人大常委會才以31票贊成、30票反對的微弱優勢勉強予以批准。 由於要預料到須經過離任經濟審計,因此,只有對自身廉政自信的人才會主動提出辭職。而且,一旦辭職,他們會成為官場中的“異數”,也會失去來自利益關聯同僚和體制的庇護。此外,凡下海的官員多會成為媒體和公眾重點關注的“新聞人物”,外界的這種監督也是對其日後行為的制約。更重要的,權力的即時性也決定了“人走茶涼”的現實官場生態,退出官場的人士不得不面對其影響力日漸衰竭的無奈現實。 因此,對於“官員下海”現象,我們不僅僅將眼光盯在如何約束其“剩餘權力”的慣性思維中,而更應考察這種特殊現象之所以產生的社會背景和原因。實際上,梳理我國前兩波官員下海潮的變遷史就能發現,每次“潮”湧的背後,都是市場的力量得以強化的結果,也是在回應並傳達中國社會深層變革發出的前兆信號。 前兩波官員下海潮背後 1992年第一波官員下海潮的重要背景是,這一年的年初,鄧小平發表了“南方談話”—“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這不僅正式確立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取向,也為當時的社會精英參與社會、發揮才智和熱情指明了出路。 據《中華工商時報》的統計數據,1992年全國至少有10萬名黨政幹部下海經商。如今,他們中的佼佼者已成為中國最顯赫的商界精英。比如,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已擔任副廳級幹部的陳東升,就是在這一年下海的,他後來創辦了中國本土最大的拍賣公司嘉德拍賣、中國第五大保險公司泰康人壽。同一年,當時在國家體改委任處長的馮侖(萬通地產董事長)、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處長毛振華(中國第一家資本市場信用評級中介機構—中誠信的董事長)等一批“學者幕僚”也轉投商海。日後,他們被人稱為“92派企業家”。 嚴格說來,1992年的下海潮是全民下海,除了一大批機關幹部,來自科研機構、高校等其他領域的社會精英也縱身一躍,跳入“市場”淘金的洪流中。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創業的草根企業家不同,“92派”多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原本生活在廣義的體制內,有著憂國憂民的情懷。然而,在經歷了1980年代中後期挫折後,他們開始從理想主義的幻想中冷卻,紛紛走出那個令他們當時看來頗為僵化、傷心的“體制”。“到市場中去”,第一次成為中國社會精英的主流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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