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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跨境人口流動的風險與挑戰

http://www.CRNTT.com   2014-09-14 10:07:10

從較長歷史跨度上考察，其他條件相同，內部統一性較高的社會在艱難困苦之時更有凝聚力，而內部統一性較低的社會則往往只能共享樂而難以共患難。二戰之後西方在經濟發展“黃金時代”的外來移民與東道國社會相對和諧，不等於現在和未來也和諧。因為彼時外來移民人數尚少，而且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大餅”可以分享；現在西方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所占份額已經大不如前，2013年全球實際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所占份額已達50.4%，僅中國一國就占15.4%，超過整個歐元區所占份額（13.1%）；世界經濟正在步入低速增長期，西方經濟增長低於中國等一批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的“大餅”縮小，社會異質性卻大大提高，必然驅使人們轉向小集團身份認同以求在資源競爭中取得助力，移民與東道國本土社會的矛盾也就日甚一日了。 　　發達國家如此，發展中國家也不例外。在某些極端情況下，難民甚至將母國的摩擦衝突乃至戰亂帶到了東道國。由於印度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明顯優於孟加拉國，大批孟加拉國非法移民湧入印度，2010年時印度政府即有高官在防範非法移民的活動中聲稱此類非法移民已逾2000萬，導致西孟加拉、阿薩姆等邦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阿薩姆等東北各邦人口結構變化尤為顯著。這些孟加拉國非法移民多數是穆斯林，在印度各移入地與當地原住民產生了一系列摩擦，在東北各邦的衝突更是堪稱暴烈。 　　在連年戰亂之中，大批索馬裡難民湧入相對和平繁榮的肯尼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伊斯特利區因聚居著眾多索馬裡難民而被當地人稱為“小摩加迪沙”，也被許多索馬裡難民視為自己的“第二首都”。結果這個區域不僅因治安惡化而成為當地人心目中最不安全的區域，而且成為索馬裡恐怖主義勢力招募新兵的基地。2013年9月內羅畢西門購物中心恐怖襲擊案震驚世界，而伊斯特利區的索馬裡青年難民就是此次襲擊組織者索馬裡青年黨的重要兵源。在長期潛移默化之下，居住在當地的索馬裡移民和肯尼亞貧民道德價值觀念已經嚴重錯亂，對恐怖主義襲擊縱容乃至樂觀其成的心態蔓延。在西門購物中心襲擊案之後，居住在伊斯特利區的索馬裡移民和肯尼亞貧民更願意相信這場襲擊是政府軍導演的把戲，目的是提升總統肯雅塔的威望，強化其親西方政策的合理性。 外來居民群體挑戰與背叛中國政府的歷史教訓 　　在中國少數民族群體中，源於從境外遷入者不止一個：境內哈薩克族聚居地本系准噶爾汗國故地，清軍消滅准噶爾汗國之後沒有推行從內地移民實邊政策，卡外哈薩克牧民借機不斷流入准噶爾空地游牧，清軍屢驅不盡，天長日久，遂在卡內形成哈薩克族聚居區；維吾爾族先祖回鶻人從漠北遷入河西，然後逐步遷入西域而成為南疆多數民族；回民先輩源於唐宋時期來華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亞人，以及元朝跟隨蒙古人征服中國的色目人；延邊朝鮮族先輩本系清末以來陸續從朝鮮遷入的逃荒流民；俄羅斯族系從俄羅斯遷入；塔塔爾族、撒拉族系從俄羅斯和中亞遷入，其中塔塔爾族本是俄羅斯帝國境內的韃靼族，在清末以降中俄通商過程中流入中國。在當前的國際經貿發展中，中國也已經或正在形成新的達到數萬人乃至十萬人規模的聚居外來民族群體，如浙江義烏的中東穆斯林商人群體，廣州的黑人群體，北京望京、五道口和青島的韓國人群體，香港的菲律賓傭工群體，等等。還有一些外來民族以難民身份得到了我國的收容，形成了規模不一的聚居群落，聚居在雲南瑞麗的羅興亞難民群體已有數萬之眾，以“難民”名義滯留香港、實際上屬於經濟移民的南亞人和北非人也已經超過萬人。 　　在國際經貿發展中，境外遷入民族倘若散居或人數不多，便不至於對遷入國的政府權威和政治統一構成挑戰；倘若人數眾多，甚至在足夠廣大的地域上形成相對獨立的聚居社會，便有可能成為威脅遷入國的政府權威和政治統一的隱患，直至發展成為公開的挑戰。在中國歷史上，隨國際貿易遷入民族武力挑戰或背叛中國政府的案例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廣州大食和波斯人武裝作亂、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團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屢次作亂三大案例最為典型，尤其是宋元之際因國際貿易發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團及其頭面人物蒲壽庚家族，其背叛行徑性質最為嚴重。 　　唐朝中國與阿拉伯之間的貿易取得了長足發展，以至於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中稱“從8世紀至13世紀是中國與阿拉伯交往的偉大時代”，《天方夜譚》中也描繪了商人辛伯達揚帆中國的故事，中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廣州形成了龐大的阿拉伯商人聚居區——蕃坊，阿拉伯史籍稱9世紀70年代廣州大食人、波斯人、猶太人及其他外國人有12萬之多。然而，這個龐大的遷入民族群體與中國政府和社會之間並不只有和諧相處，而是存在形形色色的摩擦，這些摩擦曾經發展到公然武力挑戰唐朝政府的程度。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正值安史之亂叛軍猖獗、全國兵力集中調往華北戰場之際，大食和波斯商人武裝一度趁火打劫攻占兵力薄弱的廣州，迫使廣州刺史韋利見棄城逃亡，大掠之後揚帆而去，正窮於應付安史之亂的唐朝政府竟不能奈何。到乾符六年（西元879年），黃巢軍隊攻占廣州後幾乎殺盡城中大食人和波斯人，這個遷入民族群體與中國社會之間的摩擦才以極端形式得到了解決，而萬裡之外希拉夫港（今伊朗塔黑里）、翁蠻省（阿曼）兩地眾多對華貿易商也因此事變而大面積破產。 　　“君不見泉州閉門不納宋天子，當時有城乃如此。”（［元］泉州晉江釋大奎：《築城曲》）從歷史上看，唐朝之後江南爆發過穆斯林與中國社會大規模對抗的唯一地區是泉州。正是在唐宋兩朝作為世界第一大港埠時期，泉州形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移民社團，在此基礎上先後發生了南宋末年泉州蒲壽庚背叛南宋事變，以及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持續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叛亂。依托泉州在國際貿易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龐大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團，身為阿拉伯人後裔的蒲壽庚擔任泉州市舶司提舉、閩廣招撫使等高官多年。然而，南宋景炎元年（西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十一月，陸秀夫、張世傑等率南宋“行朝”逃亡至泉州，深受宋王朝恩典的蒲壽庚卻殺害泉州城內宋宗室、士大夫和淮軍士兵數萬人降元。元朝末年，曾深受蒙元統治者重用、享有高於中國本土民族地位的泉州色目人集團又企圖割據泉州自立，亦思巴奚叛亂持續十年之久，最終被忠於元朝的陳友定部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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