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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改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前途 | |
http://www.CRNTT.com 2014-09-16 09:28:53 |
今天,在所有福利國家,儘管過度的福利制度使得國家財政不堪負擔,也影響著國家的經濟發展,但要改革福利制度幾乎是不可能的使命。即使在發展中國家,社會的力量也遠較中國的強大。因此,儘管很多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其經濟發展水平較中國低,但社會福利制度水平較中國高。因為沒有社會的阻力,中國成功地把新自由主義引入社會領域,使得中國的資本主義較之任何其他的資本主義更成功,大大推進了經濟的發展,但社會則成為經濟發展的犧牲品。 這是一種社會失敗的情形。中國資本主義今天所面臨的諸多嚴峻問題,都是和社會失敗緊密關聯。從經濟上說,中國很難建立其一個內需社會。內需社會對中國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至為關鍵。但在所有國家,健全有效的社會政策,是內需社會的制度基礎。中國缺失這一制度基礎,人民即使有大量的存款,也不敢消費。對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來說,他們是無助的,存錢是為了買房、送小孩上學、看病等等。更為重要的是,社會政策是政府調節收入分配、保障社會基本公平的有效手段。 中國的收入差異之大是世界上少有的,導致了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從社會發展來說,這些社會領域的高度貨幣化和市場化,實際上已經破壞和動搖了社會的基礎,社會不穩定也很容易理解。社會政策的目標是社會穩定。沒有有效的社會政策,老百姓普遍感覺到巨大的不確定性,社會越來越呈現暴力化,政治激進化對中國來說是隨時可以發生的事情。 改變資本、政府和社會的關係 經濟成功和社會失敗使得中國的發展和東亞模式不同,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也不用,而非常類似於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的歐美。中國可以採用歐洲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嗎?歐洲是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來解決的,也就是民主化。這個可能性並不大。除非發生了大規模的政治激進化,導致過早的民主化的發生,中國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並沒有民主化的條件。並且,激進政治化而導致的民主化,會促成中國走向劣質民主。 作為東亞社會的一份子,中國要解決失衡的資本主義問題,需要回歸東亞模式,主要是要通過改變社會和國家的關係模式,促成社會和資本關係的良性循環。當然,東亞模式和歐洲模式並非矛盾,因為前者裡面已經包含歐洲因素,只不過東亞政府比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歐洲政府,在社會建設方面更為主動。 要改變資本、政府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社會力量是關鍵。在中國,隨著改革的深化,傳統的社會力量例如宗教和家庭會復甦一些,但力量不會那樣強大。這主要是因為現在的條件不同了,市場化的經濟發展,已經促成了社會結構的巨變,包括流動社會、城鄉整合、核心家庭等等。不過,新型的社會力量也在快速壯大,包括非政府組織和專業團體等。 新型社會力量的崛起有可能導致民主化。但在全球化時代,即使是通過民主化,社會力量也很難對資本構成有效制約。從西方和一些後發展國家的民主經驗看,人民通過選票很難制約資本。這主要是因為全球化。全球化促使資本處於流動過程之中,資本沒有國別,可以選擇其所想要去的地方,任何一個政府已經失去了經濟主權。民主化當然可以對政府施加莫大的壓力,但政府很難以同樣的方式,把壓力轉移到資本之上。 資本遇到壓力,就會選擇“退出”。因此,有人提出“全世界政府聯合起來”,向到處流動的資本徵收“國際稅”。不過,這種想法和馬克思當年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樣,顯得具有烏托邦色彩。只要是主權國家仍然存在,“全世界政府聯合起來”便是天方夜譚。當然,過去發生過的消滅資本的方式,也即共產主義的方式,也不可能了,無論是蘇聯的經驗還是中國本身的經驗都證明為失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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