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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外交“零回報”案例引發的冷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5-03-09 12:12:32

經濟外交的利弊 　　基本上，經濟外交是用更多“蘿蔔”，更少“大棒”的策略。它一直是國家整體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在16世紀大行其道的時候，對一些歐洲國家來說是正當的外交手段，也是正當的目的。因此有“貿易追隨國旗”的口號，而殖民主義的目的，完全是為了取得金銀和原材料。在今天的全球化現代經濟，可用在外交上的經濟工具大增，包括貿易、經濟援助和無償貸款、對外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使用這些工具的方法也更為高明。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外交向來根植於中國概念的“世界秩序”。它不是建立在平等，而是等級制度的基礎上。中國朝廷和周邊“蠻邦”建立了朝貢關係。在處理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秩序時，按基辛格所說，中國朝廷“所採取的外交手段是非常務實的”，包括公開壓迫和公開賄賂。哈佛大學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也認為，朝貢使團都是掩飾貿易的借口”。也就是說，經濟外交在帝制時代的中國已經非常普遍了。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政治和意識形態掛帥。貿易、體育和文化交流全都是為國家的整體外交目標服務。因此，當中國和馬來亞（馬來西亞）的關係於1960年代鬧僵時，北京立刻停止向吉隆坡購買橡膠，轉而向錫蘭（斯里蘭卡）進口更昂貴但品質較差的品種。在1980年代，為了回報菲律賓總統馬可斯同中國恢復正常關係，中國向菲律賓提供“友誼價格”（遠低於世界市場價格）的石油。中國也給泰國同樣的待遇。 　　毛澤東時期最具爭議性的經濟外交，是在中國“一窮二白”的時候，於1970年代初期耗費5億美元，興建長達1860公里的坦贊鐵路（Tanzania-Zambia Railway）。除了爭取多一些非洲國家投票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這項目並沒有為中國帶來什麼實質的政治和商業利益。結果，它成了中國過度使用經濟外交，取得幾乎“零回報”的典型例子。 　　鄧小平在1978年開始推行經濟改革時，他的外交政策路線一開始便很務實，即集中讓中國成為或恢復它在各國際組織的成員國身份。首先是世界銀行和IMF（1980年），最終是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開始時中國是這些機構的主要受惠者，後來也成為積極的參與者。 　　在區域經濟外交上，戰後日本是中國的借鏡。像日本一樣，中國在區域沒有話語權和強大政治和制度上的影響力，必須先把精力放在開拓市場，然後收購區域的天然資源和原材料。 　　中國總理朱鎔基於2000年倡議建立中國－東盟（亞細安）自由貿易區，即首個“東盟+1”的最大區域貿易機制。這個自貿區在2010年開始實行，雙邊貿易於2014年達到5000億美元。中國也啟動100億美元的中國－亞細安投資合作基金，深化同個別亞細安成員國的經濟合作。最近，中國把焦點放在有16個成員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協定雖然以亞細安為中心，卻主要是由中國所推動。 　　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快速擴大的外部順差，中國成為世界上日益重要的資金盈餘國，尤其是在2014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開始超越進入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高達1400億美元，是目前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 　　中國公開表示，自己有能力在金融和技術上為新興經濟體建設基礎設施（如其高鐵）。近年，中國也大幅擴大了其對外經濟援助計劃。在2010年至2012年期間，中國為非洲和亞太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140億美元的援助（主要是津貼和免息貸款）。和傳統的經濟援助國家如OECD比較，中國目前的撥款還是很少。但中國很快便會迎頭趕上，而目前許多OECD國家本身已陷入財政赤字。總而言之，像以前的西方列強和日本一樣，中國目前正積極使用所有主要的傳統經濟外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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