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

人民幣“入籃”是中國金融外交二次告捷

http://www.CRNTT.com   2015-12-13 08:05:14

人民幣被納入特別提款權，不啻於金融版本的中國入世，它所給中國金融開放、人民幣國際化乃至整個金融崛起都有可能帶來深遠影響，并可能影響整個世界金融格局。 　　中評社北京12月13日電／2015年注定將成為中國金融外交的豐收大年。這一年的年初，中國圍繞亞投行的組建在國際舞台上打了一場堪稱完美的金融外交攻堅戰；而這一年的年底，中國正在成功地將人民幣送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特別提款權（SDR）。與前者相比，儘管後者涉及更加複雜的技術問題，但它最終仍然是由IMF的全體成員國投票決定，是對中國外交動員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驗。人民幣被納入特別提款權，不啻於金融版本的中國入世，它所給中國金融開放、人民幣國際化乃至整個金融崛起都有可能帶來深遠影響，並可能影響整個世界金融格局。它和亞投行的組建共同構成了中國在全球金融治理舞台上發揮大國角色的標誌性事件。 　　一、SDR的前世今生 　　和訊網刊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人大重陽研究員李巍文章表示，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國際經濟活動得以順利展開的基本前提，但是隨著黃金退出國際貨幣職能之後，國際貨幣體系中就一直存在貨幣管理的民族性和貨幣使用的國際性之間的根本性矛盾，即發揮國際職能的貨幣由作為發行方的主權政府來管理，其貨幣政策主要是服務於本國的利益，而該貨幣的使用方卻是整個國際市場上的行為體。這一矛盾刺激國際社會不斷探索設立超主權貨幣的可能性，以服務於全球共同利益。 　　在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儘管作為英國首席談判代表的凱恩斯就提出了締造“班科”這樣一種超主權貨幣作為戰後國際貨幣體系中心的構想，但是當時的美國最關心的是如何將美元送上國際貨幣舞台上的霸主地位，因此斷然否決了凱恩斯的建議。此後，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了美元至尊的時代。而在歐元作為一種區域性超主權貨幣誕生之前，1969年誕生的特別提款權是朝著超主權貨幣發展的重要試驗，它是美元危機的產物。 　　從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隨著美國經濟霸權出現衰落態勢，國際市場上出現了“美元稀缺”向“美元過剩”的轉變。特別是隨著日本和以德國為代表的西歐國家競爭力日益恢復，外加越南戰爭和“偉大社會”計劃的巨額花費，美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美元的外國持有者開始懷疑，依照固定的黃金價格，美國的黃金儲備是否能夠完成對美元債務的清償。而如果市場一旦喪失對美元的信心，出現對美元的擠兌，那麼美元就會發生危機。這刺激了當時主要的經濟大國進行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努力，其中法國走在這場改革的最前沿。 　　1965年6月，法國財政部長吉斯卡爾•德斯坦提出建立新的全球儲備貨幣以替代美元，即共同儲備單位，該儲備貨幣與黃金掛鈎，由一籃子主要工業國的貨幣構成，各國貨幣所占比例固定不變。這一構想得到很多歐洲國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但卻遭到美國和英國的反對，因為該提議試圖重新提升黃金的儲備貨幣地位，並且提升其他國家的貨幣地位，而削弱了美元和英鎊的國際地位。此後，經過複雜的討價還價，主要發達國家接受了比利時提出的一種折衷方案：增加各國向基金組織的自動提款權，而不是另創新儲備貨幣來解決可能出現的國際流通手段不足的問題。這一方案最終於1969年被IMF正式通過，特別提款權宣告誕生，其目的正是為了應對美元開始出現的第一波貶值浪潮。 　　可以說，西方主要國家締造特別提款權這一超主權貨幣單位的目的就是為了削弱主權貨幣特別是美元的國際貨幣職能，制衡貨幣霸權“囂張的特權”。而特別提款權也確實在局部領域發揮了部分國際貨幣職能。首先，在價值尺度上，SDR可以用作官方部門主權貨幣匯率的參考標準，有些國家甚至選擇將本國的匯率與SDR進行掛鈎。對於不少國家來說，SDR作為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貨幣籃子，是確定本國匯率水平的重要參考依據，這比單一參考某種主權貨幣更能保持貨幣的穩定性。與此同時，IMF幾乎所有的債權和債務都以SDR計價。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為籌集更多的救市資金，IMF就於2009年首次發行了以特別提款權計價的債券；另外，國際清算銀行等一些國際組織也都使用SDR作為計價標準。第二，作為交易媒介，SDR在官方部門中可以用來與指定貨幣承兌國兌換可自由使用的貨幣；IMF會員國之間也可以用SDR與某國貨幣進行協議交換以及向一般資源賬戶轉移資金。第三，作為一種價值儲備手段，SDR在官方使用中與其他外匯儲備等效，可以作為IMF成員國的儲備資產，這也是特別提款權最重要的國際職能。 　　總之，SDR從誕生伊始，就承擔了改革美元單一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職能。IMF對SDR的分配，實質上是向每個成員國提供了一項新的國際儲備資產，有利於減少對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依賴。但是作為一種全球性的超主權貨幣單位，SDR目前只能在一些局部的官方領域特別是IMF內部發揮著有限的國際貨幣職能，它不能運用於國際私人市場的自由交易，從而大大限制了SDR成為一種類似於美元、歐元那樣的真實國際貨幣。在近四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SDR之所以未能像當年的歐洲貨幣單位（ECU）一樣，發展成為一種真正的超主權貨幣，很大程度上並非因為技術上的難題，而源於SDR的改革涉及國際貨幣權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二、改革SDR：不僅僅是技術爭論 　　文章分析，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再次暴露出單一依賴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各種風險，國際社會開始進一步思考改革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各種可性之道。而作為一種既有的制度設計，由於SDR已經在現實實踐中運行了四十多年，提升特別提款權的國際貨幣職能被賦予了新的希望。而SDR要想發揮更加實質性的國際貨幣職能，還需要對其進行大規模的改革。 　　首先，SDR作為國際機構IMF發行的一個記賬單位，本身缺乏堅實的國際信用基礎。SDR本質上是一種信用貨幣，但它又並不像其他主權國家的貨幣那樣擁有主權支撐。SDR要想發展成為全球儲備資產，支撐起龐大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僅僅依靠IMF的國際地位是遠遠不夠的，這必定需要成員國讓渡一部分貨幣權力，賦予SDR國際合法性地位。這類似於當年歐洲國家將貨幣主權讓渡給歐洲央行，從而使得歐洲央行樹立起超國家的信用。但在當前普遍缺乏國際互信的背景下，各國讓渡非常敏感的“貨幣主權”的全球社會基礎還不具備。 　　不僅如此，SDR的發行機構IMF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比較有限，難以令人信服的發揮世界央行的職能。冷戰結束後，IMF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擁躉者，積極主張金融自由化，進而成為美國打開全球金融市場的工具。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中IMF救援不力，使其遭遇第一次合法性危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中IMF對於發揮監督和預警角色更是無所作為，從而使其遭遇第二次合法性危機。再加上在IMF投票機制中發達國家的份額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IMF的相關政策受到發達國家的主導，美國不僅具有獨家否決權，而且其國會至今拒絕批准2010年已經達成的IMF份額權改革協議，這使得IMF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質疑，因此各國對於授權IMF這樣一個合法性不足的國際機構發行SDR這樣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貨幣還持謹慎態度。要想使特別提款權成為普遍認可的國際貨幣，首先需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大規模改革，包括人事權、份額權等多方面的改革，否則特別提款權難以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實質性的通貨職能，也難以對美元進行實質性的制衡。 　　其次，SDR貨幣籃子種類不夠完善，並未改變國際儲備資產高度依賴少數主權貨幣的局面。SDR的定值貨幣籃子僅由四種貨幣構成，已經不能充分反映全球經濟增長的相對格局。其中英鎊的發行者英國在經濟總量上不僅早早地就已經被中國超過，而且在2011年已經被巴西超過；而英國在國際貿易中的進出口總額也可能會被另一個國家韓國所超過。而無論是中國、巴西還是韓國的貨幣，都沒有被納入到SDR中，這將削弱SDR作為世界貨幣的中立性。而且美元在貨幣籃子中比重一直很大，美元的強勢地位依然會威脅到其他國家的儲備安全，這在本質上並沒有改變國際貨幣體系依賴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資產的局面。因此，應當增加SDR籃子貨幣的種類，以增強SDR的代表性和可接受性。 　　再次，SDR的發行數量有限，分配機制不均衡。根據IMF規定，SDR的發行以補充現有儲備資產的長期全球需要為基礎，但是自設立之後，IMF只進行了三次SDR的一般性發行，總數額為2040億，僅相當於2815億美元左右，與美元的國際儲備相比，SDR的發行規模非常小，僅占全球外匯儲備的2.4%，難以發揮成為一種真正的國際儲備資產的作用。其他國家通過SDR獲得資金，會減少全球對於美元作為儲備資產的依賴，而且特別提款權的總量越大，對美元的依賴越少，所以美國一直不希望SDR總量的增加。 　　在上述三大缺陷中，相對最容易實現改革的、也是改革需求最緊迫的就是改革SDR的貨幣籃子。與當年的歐洲貨幣單位相比，當前SDR最大的問題就是合法性不足。當前SDR的貨幣籃子中僅有美元、日元、英鎊和歐元四種貨幣，這反映的是傳統的世界經濟結構，已經不能適應當前國際經濟格局發展的需要，因此IMF迫切需要增加貨幣籃子的種類與代表性，吸納更多的新興貨幣進入貨幣籃子，擴大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只有更多地新興貨幣被納入到SDR，才能增加它們使用SDR的興趣，從而使更多國家成為SDR的“利益相關方”。

【 第1頁 第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