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需求側是對立統一體

http://www.CRNTT.com   2016-01-27 08:09:26

中評社北京1月27日電／最近一段時間，不少有關“供給側”的討論忽略了短期和長期政策效應的區別，勢必影響供給側改革的效率。 　　“供給側”打破思維定勢 　　環球時報發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文章稱，在對整體經濟的把握中，存在著一種基本的方法論——總供給和總需求兩種驅動性力量應該大體上均衡。當兩種基本力量大體相等時，企業產品不會出現大量庫存，擠壓流動性資源，有效需求也不會受到抑制而無法被滿足。對應地，總供給管理被定義為宏觀主體通過政策工具組合使得兩種力量維持均衡，或失衡後形成二次均衡的過程總和。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是位有宏觀管理直覺的大師。一反思維定勢，他認為兩次世界大戰及普遍存在的失業是勞動長期處在均衡就業水平之下的結果，“供給總能創造需求”的時代已不複存在，戰後經濟政策的出發點就應是“需求創造供給”：從外部非市場部門輸入某種矯正性因素(比如增加公共基礎設施支出)，促進就業、工資總量、總收入的增加，從而使消費支出增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加，廠商進出貨速度加快，信貸投資增加，經濟增長速度加快，最終趨向新的供需均衡。這種被稱為“凱恩斯主義總需求管理”的做法在二戰後的西方效果不錯。 　　但凡事都有個邊際效益遞減問題。到上世紀70年代中葉，美國長期執行凱恩斯主義政策，不僅經濟效益遞減，而且累積了巨大的失衡偏差。從那時開始，西方供給學派經濟學家為突破“需求創造供給”的凱恩斯主義思維定勢，認真探討它的適用邊界及過度使用帶來的宏觀偏差。 　　率先找到切入點的美國經濟學家拉弗發現，當凱恩斯主義者連續使用擴張性貨幣財政政策增加公共支出後，舉債和稅率居高不下。在極端條件下，拉弗的思想非常有說服力：當稅率達到100%時，沒人有意願去工作，因為收入全部都歸了稅收;也沒有企業意願去投資生產，因為稅率吃掉了激勵和報酬。 　　儘管100%的稅率在現實中不存在，但這種極端條件下的思考對矯正思維定勢很有幫助。更為重要的是，拉弗幫助人們重新認識到，經濟增長也有“加速度”一說。 　　供給學派在方法論上重複了凱恩斯革命。其宏觀管理原則是：當對總需求各分量連續操作且超過一定限度時，政府採購、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輸入性增量必定帶來政策收益弱化，再行使用凱恩斯政策組合，政策收益有限。在宏觀管理學意義上，這一原則正好和凱恩斯革命形成鏡像對照，不啻是一場革命。 　　“供給側”首先是短期政策 　　文章認為，供給側改革是總需求管理極度弱化條件下基本方向轉化的猛藥。中國此次供給側改革的前提和機理可描述如下：由於長期執行總需求管理為導向的政策，需求總量被抬升到有效市場允許的邊界，再行刺激收益將會非常微弱;在過去三十多年間，總供給變量的各個分量——生產要素被不同程度替代，更多資源被用於刺激總需求變量，或被抑制，比如廉價勞動之外的高端勞動;選取一組能發揮各分量潛力的政策組合，從總供給一側進行管理，既必要又迫切。 　　供給側改革的要義是將總供給變量看作一個統一整體，要達到“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境界。這才能更好地幫助企業。總需求管理和總供給管理一樣，首先是要從外部非市場部門輸入某種矯正性力量，重新走向更高的均衡。 　　總供給管理和總需求管理首先是短期政策。在啟動政策性操作後，如果“藥方”合適，二者短期效應巨大，則須繼續堅持。凱恩斯主義總需求管理，事實上是一種供給側改革，在實踐中不斷調試。中國當下進行供給側改革首先也應是短期政策，不排除未來通過制度或結構變量來調整。上世紀80年代的農村承包制是制度工具，但在三農經濟的宏觀管理上，恰恰是種供給側改革。 　　中國經濟的宏觀管理目前有三方面需要重點關注： 　　第一，凡是超出維持公共品正常運轉範圍的稅負，都應該減除(稅率降低可使企業儲蓄率、投資率增加，經濟增長速度加快);第二，凡是能夠降低企業財務成本的政策性工具組合，都應盡快出台，比如“營改增”政策;第三，凡是能夠有利於企業經營的制度改革，都應毫不動搖地堅持。比如，城鄉醫保並軌可使得農村居民為大病準備的防衛性儲蓄大大降低，消費傾向增加，零售增加，從而帶動中間品市場購銷兩旺。 　　供給側需求側並不對立 　　文章表示，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改革並不矛盾。以美國為例，美國到1980年時，宏觀政策導致通貨膨脹率接近10%，經濟增長踟躇不前，被稱為陷入“滯脹”。福特和卡特兩任總統對此似乎束手無策，而里根采納供給學派的觀點，調轉施策方向，完成物價控制伴隨減稅的物價與就業雙變量平衡管理，最終取得成功。 　　可見，供給側改革是對需求側管理累積問題的集中性綜合矯正。二者的目的都是生產要素潛能的充分釋放，在新條件下達到均衡。兩種政策的關係更像是對立統一體。 　　改革開放後，中國除了在實施承包制初期和1993年至1997年間，自發啟動總供給管理方法外，絕大多數時間都通過出口導向和投資拉動模式，實現總需求管理。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的“四萬億刺激計劃”是最典型一例。儘管這一計劃對穩定經濟增長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長期來看不可避免導致一些領域產能過剩加劇，上市企業二級市場資產泡沫高企不下，一級市場項目類資產價格被嚴重低估(資本資源被閑置)，結構性矛盾突出。 　　“擠泡沫、降杠杆、去庫存、釋產能”最近開始成為流行詞。然而，如果不注意平衡政策的短期和長期效應，就很難精准地管理總供給。原因在於，這四組關鍵詞將關注的重點導向所謂“回復均衡”，而不是因總需求變量被壓抑和替代後，總供給變量的潛能釋放。要想達到後者，需要一攬子政策工具組合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