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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國民黨“本土化”的經不能唱歪

http://www.CRNTT.com   2017-08-10 00:13:50

一是台灣政治體制的變遷深刻影響國民黨的“地方化”、“本土化”。導致政黨發生變革的“外部刺激”包括“重要的憲政改革、公共資助、重要的新政黨誕生”、“選票比例與政黨席位的變化”⑩等等。翻開國民黨“地方化”、“本土化”的歷史篇章，台灣政治體制每一次重大歷史變革都深深影響著國民黨意識形態與組織體系的變遷，成為國民黨由全國性政黨向地方性政黨轉型的重要催化劑。1980年5月14日基於台灣本土的《選罷法》正式公佈實施、1986年9月28日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的誕生、1987年7月15日國民黨當局在台維持38年之久“戒嚴體制”解除、2000年3月18日國民黨首次丟掉台當局政權、2016年1月16日國民黨首次丟掉“立法院”第一大黨的寶座，每一次台灣政治發展的重大變動都給國民黨造成強烈衝擊。一次次衝擊之下，長期以“中央政府”自居的國民黨政權不得不面對現實，推動台灣政治體制、選舉制度的地方化改造，並在這種改造當中實現自身由“全國性政黨”向“地區性政黨”的轉型⑪。在“一黨專制”時期，國民黨尚能通過獨裁統治抗拒“本土化”，但在競爭性選舉制度實行、“權力市場化”之後，國民黨在新的政治結構以及台灣本省人佔絕對優勢的人口結構下已經難以阻擋“本土化”。 　　二是兩岸及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迫使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地方化”、“本土化”。國民黨“逐鹿中原”理想的喪失、“偏安台灣”心態的產生，與兩岸及國際政治環境的變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昔日“反攻復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歷史抱負”在海峽兩岸與國際政治環境變化的現實面前成了“歷史笑話”，當“台灣政治的本土化及其形塑的‘兩岸兩國的定位’、‘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決定’、‘台灣人選台灣人’、‘台灣主體性’、‘守護台灣主權’這些概念已經被台灣社會或者說被多數台灣民眾所接受”，國民黨為了適應新的政治現實，只好被迫對意識形態、組織體系等進行新的調整。當國民黨認識到“統一中國”已成遙不可及的夢想，但又不甘心被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時，它只好選擇“立足台灣、經營台灣、扎根台灣、偏安台灣”。 　　三是選舉競爭的壓力促使國民黨的組織體系進行“本土化”、“地方化”改造。根據政黨變革理論，“選舉場所交換意義上的選舉失敗與選舉情況惡化是外部挑戰的經典形勢，對政黨產生了非常大的壓力”⑫。國民黨在台灣地區選舉競爭中的多次失敗經歷，均給其發展造成強大壓力。距今最近的一次選舉失敗經歷，更成為國民黨組織體系“本土化”加速進行的催化劑。2016年兩項選舉，民進黨首次“全面執政”。民進黨上台後，加緊利用“不當黨產條例”等立法手段對國民黨展開政治追殺，將國民黨賴以生存的黨產悉數凍結。嚴酷的政治環境之下，國民黨經費募集體系被迫實施變革。2016年11月9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黨公職人員募款責任額制度”。該制度實施後，“國民黨所有黨公職分為26個類別，上至黨主席，下至鄉鎮市代表會副主席、鄉鎮市長及地方區黨部主委，各有不同責任額度”。募款制度的變化牽動著黨務運作體系的轉變。權力與責任的變動也倒逼著國民黨組織體系不得不由以往中央主導地方、指揮地方的“由上而下”運作體系朝中央結合地方、地方推動中央的“由下而上”的選舉機器運作模式演進。 　　（二）國民黨“地方化”、“本土化”是“贏得台灣地區政權”政治目標的現實需要 　　從政黨目標變化角度觀察，國民黨“地方化”與“本土化”既是台灣政治變化的產物，也是國民黨自身政黨目標調適的結果。縱觀國民黨在台發展的近70年歷史，其政黨目標不斷變化。逃台之初，國民黨的政黨目標應當包括：意識形態層面的維護“三民主義”，政權層面的“反攻復國”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其中，為“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進行辯護應當是國民黨在台生存發展的“首要目標”。但隨著島內外政治環境變化，尤其是在台灣逐漸實現民主化、開放競爭性選舉之後，國民黨的首要目標已經悄然改變。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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