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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反修例運動 顯示兩制融合難題 | |
http://www.CRNTT.com 2019-08-17 00:13:00 |
此次社運的暴力化在6月份的諸般事件中已有端倪:其一,此次運動對標“太陽花學運”,不使用暴力是無法達成佔領立法會之最高目標,因此青年黑衣派的政治焦點從來不在所謂的遊行廣場,而在立法會議事廳;其二,通過網絡社交軟體Telegram等進行的政治動員口令與指南中已包含暴力的擇機使用及避險技法;其三,青年運動人士尤其是學生被教導和灌輸一種偏狹的正義觀、責任感甚至獻身精神,導致出現個別學生自殺事件,為勇武抗爭賦予更大的道德化色彩;其四,佔中之後反對派內部一直存在和平路線和勇武路線的分裂和對抗,勇武路線在香港法治與社會壓力下一直未能充分展現正當性和吸引力,甚至其代表性人物梁天琦被判六年監禁,此次運動中本土主義青年迫切希望改變勇武路線的受壓制狀態,標榜自身抗爭的道德正當性與有效性;其五,特區政府及香港警方的過度克制在某種程度上被解讀為軟弱,給肇事者以某種錯覺,導致其一步步升級暴力,直到無可挽回的地步。 暴力因素的焦點化,導致此次社運的道德合法性基礎面臨解體風險。實際上,7月1日圍攻立法會現場已經出現了反對派內部的分裂症候:其一,有部分原定參與大遊行及圍攻立法會的示威人士中途退回,表示與已經異化的運動保持距離,劃清界限;其二,嚴正聲明反對暴力的香港精英團體與人士越來越多,顯示香港民意拐點臨近,早期支持者已不再支持,沉默者也不再沉默;其三,泛民主派部分議員苦勸青年黑衣派未果,甚至遭到辱駡推搡,顯示運動內部和平路線與勇武路線的顯著分歧;其四,現場出現數起青年黑衣派毆打無辜人士及製作使用危險武器的事件,引起現場示威人士的嚴重不滿。這些分裂症候和現場暴力場景經過現場無數家媒體及智慧手機拍照、錄音的多途徑擴散,為全世界各個角落的各種人士所見證和驚愕。衝突場景裡少有員警的鎮暴行為,更多是青年黑衣派的暴力升級。也許香港內外對於修例仍然分歧極大,但對於運動過程出現的極端暴力則不可能有第二種立場,必然是共同反對。說到底,一切政治與法律文明的根本,在於提供和平生活秩序,如果和平不可得,那麼人們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又附著何處呢?以暴力摧毀社會秩序,是一種自我扮演成社會公敵的行為。是暴力的升級以及佔領立法會的極端巔峰英雄主義體驗,從道德根基處解體了這場運動的正當性。 在7月1日慶祝回歸22周年的慶典講話中,林鄭特首再次提出政策檢討及側重經濟民生方向,指出了後運動階段政府管治的基本方向,預期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相關立法議題會暫予擱置。 總之,反修例運動的異化及本土激進派對“一國兩制”底線的衝擊和挑戰,試圖同時傷害國家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追求一種虛無縹緲的“本土完全自治”或“港獨”迷夢,這是國家和香港需要共同加以反對和遏制的。我相信香港大部分法律人(除了部分政治化的政客型律師)會支持政府依法檢控以恢復法治秩序的,這不僅是他們的職業倫理和生命線,也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本地基石。 四、重思一國兩制:融合難題凸顯 這不是一場“完美風暴”,而是香港民主民粹化及抗爭暴力化的“法治暗黑時刻”。如果我們對這場反修例運動進行分期的話,大致可以分為如下三個階段,從中可以觀察評估此次社運的變質與異化: 第一階段為2019年2月-5月,特區政府立法闖關階段,以快速立法程序尋求逃犯條例修訂以提供個案正義和彌補法律漏洞,動機善良,操作程序及方法有誤,引致社會反彈,反修例運動興起,政府立法進程遭遇挫折。在第一階段,反對派成功地將“法律問題政治化”,利用民眾恐懼心理和對內地法治的片面理解展開了超強的政治動員,釋放出不斷增強的社會政治壓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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