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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中美的偉大鬥爭不可避免

http://www.CRNTT.com   2022-02-02 00:03:22

二、戰略競爭：拜登主義的“新冷戰”外衣 　　最近十年來，中美關係面臨質變，這是所有嚴肅的觀察家和政治人士都有的感受。一個非常直觀的指標是，美國兩黨政治分裂到處呈現，但在涉及中國的法案上卻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一致”，而且立法審議過程中極少見到對中國的正面解釋或辯護，呈現出“一邊倒”的政治正確性。對中美新的大國關係，美國戰略學界有嘗試用“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概括的，也有使用“半脫鈎”概念的，更有人鼓吹“新冷戰”定位的。這些對華新戰略與新思維的多種形式的嘗試，在2016年以來的特朗普主義風行時期特別活躍，但並未形成穩定的共識與概念。在2017年12月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中國被界定為“主要對手”和“修正主義國家”，但中美之間到底是何種關係，在具體性質和規範上仍然不夠清晰。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對華發動貿易戰，但其“交易的藝術”以及拿原則問題做交易的習慣，導致美國極大損害了盟友體系和軟實力基礎，未能迫使中國就新版中美貿易協議的極端版本簽字，祇是簽署了非常初步性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2020年1月），並隨即受到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對衝及特朗普敗選的擱置。貿易戰暴露了美國的實力短板和霸權脆弱性，反而催生了中國的戰略自信和進取意志，“孟晚舟案”上的持續鬥爭及其結果就是例證。 　　儘管美國官方並未穩定使用“新冷戰”來定位新的中美關係，但“合作”顯然已經不是中美關係主軸。拜登政府在評估和確定中美關係基本路線時，反復在“競爭”、“對抗”、“合作”之間考量與組合：一方面，拜登主義對具有“新冷戰”性質的特朗普主義進行批判性評估後決定繼承其基本盤，延續特朗普對華政策的主要遏制性元素，繼續在高科技領域推進“脫鈎”，而僅僅在有利於美國經濟民生的有限領域恢復合作及“再掛鈎”，最終確定了“戰略競爭”（strategic competition）的主導性政策路線；另一方面，拜登主義更加重視民主同盟關係和反華統一戰線的建構，以及通過軟實力與普適價值的“過度政治化”利用構築圍堵和限制中國的龐大世界體系，“民主峰會”就是拜登路線的最佳寫照。 　　美國國會在2021年重點推進《戰略競爭法案》，整合與強化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對中國的遏制、脫鈎與發展限制，並刺激挑動中國周邊矛盾，濫用“台灣牌”遏制中國發展進程。這一法案思維還衍生出一系列具體和個別領域的相關法案。“戰略競爭”是一個刻意中性化表達的對華新戰略概念，因拜登政府至少從表面上不願意簡單而直接地繼承“冷戰”遺產和話語，儘管其具體行動和政策細節符合“冷戰”的基本歷史和規範。上世紀的美蘇冷戰給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盟友造成了嚴重的地緣經濟和政治傷害，也在西方社會留下了心理傷痕；而且中國與蘇聯不同，是一個在文化上更和平、經濟上更易於合作以及政治上存在溝通餘地的東方國家，不是“戰鬥民族”，也不是“霸權國家”。美國直接以“冷戰”進行對華政策動員和具體實施，其價值感召力和具體執行力都會大打折扣。但“戰略競爭”則不同，以維護西方民主和市場競爭規則為名義，容易在形式上與傳統“冷戰”相區別，也容易從價值觀安全和產業鏈安全角度說服盟友跟進，更可以對美國國內不同政治力量和既得利益集團進行“最大公約數”的政治整合，因而是一個非常符合民主黨“政治虛偽主義”的高端話術與新概念。對普通美國人及美國盟友而言，“冷戰”或“新冷戰”會讓人產生即刻的歷史聯想和不適感，但基本沒有人會質疑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甚至也不會去懷疑這種競爭對民主和市場規則的西方範式的規範性運用。“戰略競爭”及其政治動員和行動體系，是拜登主義對華政策的“巧實力”，也是對中國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最具威脅性的概念和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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