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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中華文化認知基礎

http://www.CRNTT.com   2024-01-31 14:48:40

中華文化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家庭倫理本位的認知方式，指中華先輩根據家庭成員間約定俗成的義務關係構建起來的一整套中國人普遍遵循的思維方式。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中國人尤其重視家庭。中華文化始於家庭倫理，並以“始於家庭，而不止於家庭”的推演方式，把家庭倫理橫向類推至親戚鄰里、君-臣-民和唐僧-悟空-妖怪等社會關係領域，形成家庭倫理本位的社會。家庭圖式自上而下縱向演繹至石頭-剪刀-布、老虎-棒子-雞等日常敘事，以及自下而上概括至陰陽五行、天-地-人、家-國-天下等哲學倫理層面，最終形成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23〕。因此，在兩岸同胞的內心深處，共享著一整套無法言傳卻心領神會的隱性知識——中華家庭倫理本位的認知方式，這必將有助於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有助於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三）兩岸同胞全方位心靈契合：中華文化人格 　　心靈契合現象的產生要有相應的社會群體心理基礎。在原生家庭、重要他人、早年經歷和文化環境等社會化因素的約束和影響下，人們把自己的認知、情感、需要、價值、行為以及生化反應等身心要素，有意無意地按照某種獨特的方式整合起來並結構化，形成自己的個性和人格〔24〕。人格是人們已經內化了的、穩定了的、不自覺的、全方位的心理特質，由特殊情境誘發，並通過個人的身體、衣著、談吐和行為習慣等外在行為表現出來〔24〕。人格特徵的契合全面而深刻，但神秘色彩濃厚，容易發生“沆瀣一氣”、“成群集黨”的小團夥情況。當人們初次見面時，人們往往憑藉直覺、第六感甚至幻覺等很多無法言表的心理過程，自我體驗到諸如有緣、眼緣、人緣、情緣、姻緣、天緣、前世緣、三生緣等複雜的心理契合感。 　　中華文化人格，即文化層面的人格特質是兩岸同胞全方位心靈契合的關鍵誘因，是中華文化認知實踐的最終目標〔11〕。一個民族的文化人格（國民特性）的培養歸根到底依賴於該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固有的文化模式、兒童早期的教化經驗以及氣質類型等四種因素〔25〕。中華文化人格的特徵受中華文化複雜性的影響，很難一言概之。可以確定的是，中華傳統儒家倫理型文化對海峽兩岸同胞的影響範圍最廣、歷史最深遠。典型的儒家人格追求以“仁”自律而“內聖”，以“禮”他律而“外王”，修身齊家平天下的完美道德人格〔26〕。長年纍月生活在儒家的政治倫理秩序中，人們的行為習慣、思維方式、自我概念和人格特質等都不可避免地深受影響。因此，中華文化人格是兩岸同胞最核心、最穩定的心理交集，對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起著極其重要的底色作用。 　　中華儒家倫理型文化特別強調道德倫理人格的培育。比如人們對傳統儒學四維（禮、義、廉、恥）和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幾乎倒背如流，入耳入心，已經成為每一個中華兒女的核心人格特質。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提倡“要以禮敬自豪的態度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分發掘文化經典、歷史遺存、文物古跡承載的豐厚道德資源，弘揚古聖先賢、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讓中華文化基因更好植根於人們的思想意識和道德觀念”〔27〕。衹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踐行中華優秀文化，內化於心，外顯於行，就能增強中華民族的整體意識，提高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程度。 　　四、總結 　　實踐是社會關係的基礎，社會關係形成於人的現實實踐活動之中。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實現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根本上取決於中華文化認知實踐，直接歸因於中華文化心理特徵。具體表現為：大腦知識的三種表徵形式相應誘發心靈契合的三種狀態。 　　（1）中華文化認知內容的有意識一致，能夠快速地引發表層觀念契合現象，但其隨情境的變化性強，容易發生“貌合神離”、“見異思遷”的情況。 　　（2）中華文化認知方式的潛意識同頻，能夠穩定地引發深層邏輯契合現象，其具有跨情境的穩定性，但容易發生“一心二用”、“舊瓶裝新酒”的情況。 　　（3）中華文化人格的全方位匹配，能夠引發神秘性質的“緣”感覺，但宿命論色彩濃厚，容易發生“沆瀣一氣”、“成群集黨”的小團夥情況。 　　實踐是認識的最終目的，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2022年7月，中宣部等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的實施意見》，要求加強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重要論述的學習宣傳，讓新時代家庭觀成為億萬家庭日用而不覺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28〕。我們堅信：中華文化，特別是其中最核心、最普適、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重要部分——中華家庭倫理文化，必將不斷推陳出新，不斷獲得、調整和發展新的內容和意義，為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 　　基金項目：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共同文化認知基礎”（FJ2020JDZ046）。 　　參考文獻： 　　〔1〕習近平，2019，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台聲(1)，4. 　　〔2〕許瑩瑩，陳建偉，2019，以中華文化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對策思考，現代台灣研究(02)，25-30. 　　〔3〕習近平，2022，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黨建研究(11)，2-33.  　　〔4〕趙廣平，2019，似曾相識：內隱結構的熟悉性再認，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5〕Varnum, M. E. W. ,　Grossmann, I. ,　Kitayama, S. , &　Nisbett, R. E. . (2010). The origi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evidence for the social orientation hypothesi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 9. 　　〔6〕Ferguson, E. D., Hagaman, J. A., Maurer, S. B., Mathews, P., & Peng, K. (2013). A sian culture in transition: is it related to reported parenting styles and transitivity of simple choic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4), 730-740. 　　〔7〕Campbell-Phillips, S. ,　Halder, D. P. ,　Campbell, S., &　Phillips, D. . (2020). Cros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a study on how culture affects the way we think. SIASAT, 4(3), 9-15. 　　〔8〕Tylor, E. B. (1871).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Vol. 2). J. Murray. 　　〔9〕 Dean, L. G., Vale, G. L., Laland, K. N., Flynn, E., & Kendal, R. L. (2014). Hum cumulative cultur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iological reviews, 89(2), 284-301. 　　〔10〕陳春霖，2022，兩岸文化交流要相互理解、避免誤判，中國評論. 　　〔11〕艾松如，2015，兩岸心靈契合要靠文化引領，台聲(02)，50. 　　〔12〕 Lewin, K. . (1951).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American Catholic Sociological Review, 12(2), 103. 　　〔13〕趙廣平，吳亞楠，石雷，陳順森，2023，環性傳遞結構的啟動優勢及腦電證據，心理科學(03)，685-692. 　　〔14〕張鳳琦，2010，文化認知與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方法探析，中華文化論壇(02)，112-116. 　　〔15〕Voss, J. L. , &　Paller, K. A. . (2008). Brain substrate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memory: the importance of concurrently acquired neural signals of both memory types. Neuropsychologia, 46(13), 3021-3029. 　　〔16〕Tulving, E., & Schacter, D. L. (1990). Priming and human memory systems. Science, 247(4940), 301-306. 　　〔17〕馮友蘭，2017，《中國哲學史》，教育(41),8. 　　〔18〕習近平，2023，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二〇二三年新年賀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01)，9-11. 　　〔19〕艾明江，2017，兩岸青年群體心靈契合問題研究，統一戰線學研究(04)，83-89. 　　〔20〕Kitayama, S., & Uskul, A. K. (2011). Culture, mind, and the brain: Current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2, 419-449. 　　〔21〕Brown, A. S. (2003). A review of the déjà vu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3), 394. 　　〔22〕趙廣平，2013，中西文化線性與環性特點的心理學探析，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05)，168-172.  　　〔23〕梁漱溟，2013，中國文化要義，台灣商務. 　　〔24〕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 Norenzayan, A. (2001).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2), 291. 　　〔25〕蘇彥捷，劉艷春，2012，親子交流與兒童心理理論的獲得和發展：文化的視角，心理科學進展(03)，317-327. 　　〔26〕彭耘夫，程廣雲，2019，中國傳統倫理文化與現代家庭本位建設，江海學刊(2)，6. 　　〔27〕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2020，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倫理學研究(3):2. 　　〔28〕中宣部、中央文明辦、中央紀委機關等聯合印發，2021，《關於進一步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的實施意見》，共產黨員，(16):6-6.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11月號，總第3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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