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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民間情感何以落差大？

http://www.CRNTT.com   2009-01-04 12:40:06

媒體報導基調迥異 　　有關中日兩國之相互報導，如果我們予以追蹤與仔細分析，兩者之差距就更大了。也許最能體現兩者落差的是有關“速凍餃子中毒”的事件。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主流媒體基本上是停留於對事件發生與發展的簡單敘述。與此相反，在2008年1月底有關事件曝光之後，日本大眾傳媒則近乎於全力渲染有關事件。在最初的10多天裡，“中國毒餃事件”每天都成為各報的頭版頭條新聞。至於電視，更是日以繼夜的反複報導，其間不乏不負責任之煽情言論。一剎那間，“中國產食品”成為了“有毒食品”的代名詞。從一般面對小市民的大小餐館到學校的食堂，紛紛在其顯著的緊急佈告欄或小黑板上，聲明已停止（或從未使用）中國產的食材或配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談中國食品色變”的氣氛中，部分日本媒體還將此與北京的空氣污染相結合，質疑中國辦奧的能力，或者進而談論中國人的“國民性”。日本內閣府公佈的外交輿論調查發現有66．6％的接受調查者“對中國沒有好感”而達30年來的最高點，顯然與上述的輿論誘導有關。 　　不僅如此，留意中日關係現狀與發展的人士不難發現，在中日首腦頻繁互訪，合唱“戰略性互惠關係”主旋曲的同時，一部分日本媒體和智囊卻以壓力集團自居，發表激進的言論。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抨擊“弱勢首相”對中的“軟弱態度”，但認真分析，其實是在從側為正在進行艱苦談判的日本官員加碼，為正在“演出”不便提出高額要求的首腦喊價。一名著名學府的教授在細數北京對東海油汽開發問題、毒餃問題和日本入常問題的態度與“戰略性的互惠關係”不相配稱時，便露骨地亮出了“靖國神社參拜牌”。對於時任首相表示不做對方不高興的事（不參拜靖國神社）的態度，他便持有異議，並指出：“在外交問題上，有時就是不能不令對方感到不愉快。” 　 至於猛打“西藏牌”的日本傳媒，例子就更多了。一名以自由派自居的報人就籲請北京以日本在“滿洲事變”（指“九一八事變”）後陷入孤立境地為前車之鑑，妥善處理西藏問題，儼然是將上述截然不同的兩者等同看待。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反觀以“和諧”、“穩定”為重的中國傳媒，基本上是聚焦於“好人好事”的報導，避免與日方展開無謂乃至“有謂”的論爭。對此，不少日本傳媒甚表滿意，並稱之為“十分克制”。但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看，“好人好事”題材之發掘與焦聚，固然是出自大局觀的考慮，有利於急待修復的兩國關係，但其間倘若因此而摻雜著一些明顯的“美麗的誤會”，是否有利於彼此相互了解，頗有商討的餘地。坦率而言，今日中國人對中日關係前景之樂觀看法與日本人有巨大之落差而出現“落花有意而流水無情”的尷尬局面，中國媒體也得負起部分責任。 　　面對上述相互認識之巨大落差，中日兩國該作何補救？有曰：“當務之急是加強‘草根’和青少年之交流。”因為，政治家難免要從國家利益角度出發，未必能夠真正做到坦誠的對話，只有民間和青少年才能促進真正的交流，有利兩國未來的合作。 　　有曰：“經濟力量壓倒一切。只要中國人把中國事情辦好，日本人自然會調整心態和改變態度，共建東亞之家園。” 　　強調實事求是、做好本份的工作是對的，但過高估計經濟力量強弱對比變化所起的作用或者樂觀地抱著“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嚴格而言，並非積極的態度。 　　至於民間交流、青少年交流乃至戰後以來日本與亞洲各國每次發生摩擦，東京必然提倡的文化交流，是不是就真的能醫治百病，也有待商榷。因為，“交流萬能論”者的大前提是彼此之所以發生摩擦，主因是彼此存在著諸多的“誤解”。 　　　　　　　　　　　　　“草根交流”是否萬能？ 　　一般而言，多接觸、多交流就能逐步減少誤會，這是對的。但與此同時，人們還得留意，各種層次的交流活動是否建立在平等與真誠的基礎之上。　20年前，一名出自良好的願望，每年率領日本學生到東南亞交流的日本教授，曾向筆者透露其交流後令人失望的如下結果：大部分學生過後的反饋是“對自己作為日本人感到幸福和驕傲”。 　　這名教授的例子當然未必是唯一的答案，但從中也反映了一個事實：在交流之前與交流之後，雙方所要努力的工作還很多。如何拋棄以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為中心的思想和民族優越感？怎樣面對嚴酷的史實和建立正確的史觀？仍然是一個繞不開的課題。這當然不是始自上世紀60年代、40多年來由東京主導、主辦的諸如“日本在亞洲所扮演的角色”等早有標準答案的外國人徵文比賽就能有效說明和解決的問題。 　 在新的一年裡，日本與中國、日本與亞洲各國的關係究竟往何處去？這是值得人們認真思考與探討的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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