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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達:蔣經國走出了一個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09-04-19 09:39:00  


 
  可以想象國際社會的震驚程度:台灣居然派了殺手到別國暗殺他國公民,只因此人中規中矩地寫了一本台灣領導人傳記。當然可以推想台灣內部是何等漆黑一團。但是回顧歷史,又並不完全那麼簡單。這一類專權有它的另一面:台灣的縣級領導長期是民選的,它的政治轉型有更充分的社會準備,不僅在於它的市場經濟從未破壞;它雖然嚴格控制政治社團,而其他作為“社會團粒結構”的民間社團發展正常。司法也一樣,六法全書一直在正常使用,只是在涉及政治部分,專權會越位壓倒法律;政府權力也並非掌控全部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記得台灣有個教授說過一句很形象的話,在蔣經國獨裁下,你還有回避政治“回家賣紅薯”的空間。不僅如此,當時的台灣還有非常重要的一塊,是對教育、宗教和傳統文化的態度。我記得一個台灣本省教育工作者向我介紹,在學校教育方面,他們當時被鼓勵學習傳統文化,包括絕大部分中外文學、歷史和哲學、音樂和藝術,還有西方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法律制度;而馬恩列斯毛著作以及左翼讀物,則是被兩蔣時代的台灣禁讀的。最近大陸“文革”期間風行的《毛主席語錄》就在台灣當做稀奇東西暢銷。儘管如此,兩蔣和民眾對民主轉型的思想資源並不陌生,在經濟結構、民間社會和思想等方面的準備都比較充足,而不是突變轉型。 

  蔣經國時代,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和銜接沒有中斷。由於社會並不封閉、與世界並不脫節,使得佛朗哥和蔣經國都逐漸形成對未來發展的清晰估計。作為獨裁者,佛朗哥從十歲開始以極完善的教育,培養一個能夠承擔未來西班牙轉型到君主立憲制的國王,他只是自己無力從歷史的泥淖裡拔出來。同樣,失去大陸政權的歷史傷痛,即使傳到蔣經國一代,仍然難以擺脫感受外部威脅的深深恐懼。但是,蔣經國基於這種恐懼而曾經施加於台灣的嚴厲控制,是他真實的內心掙扎,還是一個獨裁者為保護一己私利、抵制台灣的政治轉型而編造的借口呢?蔣經國在晚年以自己的行動作了回答。有深重歷史孽債在身,走出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相信江南案是一個巨大的推動。蔣經國是一個有政治家之禮義廉恥之心的人。他曾經在江南案之後對身邊的人談起,意思是美國與我們斷交是美國理屈,而江南案使我們徹底失掉了立足根本。蔣經國是在意理念的,他原來安慰自己只是因為外部環境和壓力,使得他不得已而維持專權。而江南案在逼迫他以行動為父子兩代做出證明。兩年之後的1986年,蔣經國開黨禁,台灣從蔣家時代走出來;蔣經國自己,也終於從一個恒久的時代陰影中走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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