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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存權 中國改革須高度重視

http://www.CRNTT.com   2009-12-08 12:00:54

改革越多　　基本生存權就越成問題 　　改革本來就是要給人予希望的，尤其是普通人民的希望。但經驗則不然。在很大程度上，每一次改革都增加了人民對前景的憂慮感。社會希望通過改革而被賦權，但實際上改革成為了對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權利的剝奪。很多人的感覺是，改革越多，基本的生存權就越成問題。例如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工作難找和找不到工作（工作權被剝奪）；越來越多的人買不起房子（居住權被剝奪）；越來越多的人被排除在教育體系之外（接受教育的權利被剝奪）。 　　例如住房改革。這些年中央政府在這方面努力不少，但問題則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到了今天，地方政府和發展商綁架了整個住房體系，轉而又綁架了個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就業、買房、結婚和養家。正是因為被綁架，無論是有房的還是沒有房的，都不感覺到幸福。教育也一樣。教育改革也在進行，但改革的結果都是教育資源的分配越來越不公平，人們接受教育的機會越來越不公平。無論是住房和教育，形形式式的改革都在向權錢階層傾斜。如果從每一次改革中獲利的都是權勢階層，那麼人們為什麼要信任改革呢？ 　　信任的缺失更使得法治社會不可能實現。改革開放以後，人們認識到法治的經濟基礎是市場經濟，所以，提出了要建立法治社會的概念。但人們忘掉了，市場經濟本身不會導致法治，法治還必須有更重要的社會基礎，那就是社會信任。無論是政府對社會的治理，還是社會的自我治理，都需要法治。不過，中國的各級政府和資本之間的同盟已經導致了社會信任的解體。沒有社會信任，如何才能讓社會成員相信法律是公平的、執行法律的人是公平的？在市場把一切社會細胞都貨幣化了之後，以錢為本也就成為一個社會的主導法則了。連家庭成員間的關係也要用貨幣來衡量的時候，表明這個社會細胞已經徹底解體了。法治是最基本社會正義的基礎。法治社會建設不成，那麼還有什麼比一個由一個偉人統治的人治社會更令人向往的呢？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獲得“重生”的。呼籲一個毛澤東式的民族英雄已經成為社會很大一部分人的共識了。 　　如果不能出現這樣一個偉人，那麼社會只能求助於自己了。那就是社會的暴力化。在很多情況下，社會的暴力化往往導致無政府狀態。如果把一個國家分解成為權力、資本和社會，那麼在任何體制下，社會是最弱的部分。權力可以保護自己，資本也可以保護自己，但社會無力保護自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是必須被保護的。資本主義制度有保護社會的機制，例如福利制度。如果沒有保護社會的機制，資本主義也是會被推翻的。是福利社會的產生挽救和保護了資本主義。同樣，社會主義也有保護社會的機制。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強調的就是對社會的保障。即使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當時的政府和社會之間也存在著一種隱性契約（implicit contract），就是“你接受我的統治，我提供給你基本的權利（就業和福利等）”。蘇東版社會主義的弊端就是社會沒有自由，搞貧窮社會主義，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權利也難以持續。社會為什麼需要被保護？很簡單，最弱的社會，一旦失去了生存權，就會暴力化。在人類歷史上，暴力永遠是社會自我保護的重要手段。中國社會數千年的農民造反就體現了這種情況。 　　要推倒一堵鋼筋水泥墻需要的是簡單的體力，但要推倒一堵堵“社會墻”則要困難得多。但這些墻的存在必然對執政黨的長治久安、政治秩序和社會和諧產生消極和負面的影響。對這一點，中國的領導層是有清醒的認識的。從“三個代表”到“三接近（接近實際、接近群眾和接近生活）到“民本主義”，這些政策話語的主題都是要拆掉政府、資本和社會之間一堵堵墻。但現實是，在既得利益的主宰下，這些墻似乎越築越高，越築越厚。很顯然，如果沒有賦權社會，拆墻談何容易？在權力和資本結盟的情況下，社會的選擇又會怎樣呢？如果自己不能主動拆墻，那麼社會一旦憤怒，這一堵堵墻終究將會被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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