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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 所為何來

http://www.CRNTT.com   2010-01-20 10:07:21

這與2001年布什總統上任之初提出的中國是“戰略競爭者”的定位迥異。而四年後，“利益攸關論”又讓位於“中美共治論”。論者指出，美中戰略地位此消彼長之勢清晰可見。 　　“中美共治論”可以理解為一種深化了的“中國責任論”，不過為與早期中國責任論相區別，學者韋弦建議將“中美共治論”定義為“中國影響論”。 　　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從動機和出發點看，中國責任論是美國還處於強勢階段，還沒有出現金融危機時提出來的，因此，中國責任論的初衷還是美國和西方希望利用自身優勢，逼迫中國遵循西方制定的國際標準，加入西方主導的國際機制，用以約束和套住中國的一種策略。中國影響論則是在美國深陷金融危機漩渦，內外交困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其出發點更多的是希望中國分擔風險，是美國已經無法獨撐世界，無法獨立應對世界性金融危機和各種全球性問題的一種無奈選擇。” 　　邱耕田教授注意到，在剛結束不久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中國被要求擔當與美國一樣的義務。“要求中國承擔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責任，這大概是熱議‘中國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層的心理動機。”他說，中國當然要承擔自己應承擔的責任，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作用顯然是有限的，在承擔相關的國際義務上，中國根本不應當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平起平坐”。 　　西方更看重“中國模式”的“威脅” 　　中國之於西方，從一開始的中國威脅論，至中國崩潰論，再至中國機遇論、中國責任論、中國影響論，一如輕舟已過萬重山。 　　“亂花漸欲迷人眼，我們自己必須堅定立場。”馬振崗說。 　　透過紛繁的現象，一些根深蒂固的東西並未真正改變。比如，有了“中美共治論”，西方真的就不認為中國是威脅了嗎？顯然不是。上述中國高官對本刊記者表示，佐利克就與他談到，美國人現在最擔心的不是貿易摩擦問題，也不是軍事透明問題，更不是匯率問題，而是“中國模式”的威脅。 　　西方報章中流行類似的看法。如英國《衛報》說，中國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自由民主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言外之意，“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形成了針尖對麥芒的PK之勢。“末代港督”彭定康在接受英國BBC採訪時說：“中國的崛起證明人們不需要西方式的民主也可以繁榮富強，這才是中國對西方的最大威脅。” 　　還有一點也沒有改變——西方希望將中國進一步納入由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2008年底，美國《外交》雜誌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西方世界的衰弱》，作者是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羅傑。阿特曼；另一篇是《中國模式的崛起》，作者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哈羅德。詹姆斯。 　　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應該怎麼辦？阿特曼和詹姆斯的戰略是：美國應該加緊努力將中國盡快融入到“長期以來由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應該諄諄教導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體系才能夠給中國帶來更大利益”。 　　二人的具體建議包括：讓“七國集團”接納中國作為成員，共同規劃全球秩序；允許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裡面多占一點股份，這樣一來，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就可以為全世界所用，而不是單單為中國自己服務。 　　我們對西方的讚揚存在嚴重的誤讀 　　專家提醒，對國外吹捧中國的聲音需要冷靜鑒別。 　　鄭永年認為，這種輿論繁榮的部分原因是國內一些媒體樂於把國外“誇”中國的聲音摘編並放大，而事實上這種聲音是片面的。“其實西方批評‘中國模式’的也不少，甚至說中國垮掉的也仍然有。” 　　馬振崗打了個比方：一個小孩，因為弱小平時大個子都不愛帶他玩，有一天大孩子說，來！一塊玩吧，於是這個小孩就得意忘形，以為自己也跟大個子一樣強大了。 　　“國內某些人的心態就像這個小孩，善於炒作。”他說，“就像幾年前有人熱炒雷鋒進西點軍校一樣。” 　　2002年，國內某媒體報道，到過美國西點軍校的人，都會注意到校園內一座雷鋒的半身塑像，擺放位置醒目。在西點會議大廳上方，還懸掛著五位英雄的畫像，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雷鋒。文章還說，近幾年，學習漢語成為西點軍校新的流行趨勢。一位學員還在他的畢業論文中寫道：“我最尊敬的將軍是巴頓，我最崇敬的士兵是雷鋒。” 　　這篇報道一時流布甚廣，連官方媒體都予以征引。不料事後卻被證明是一則假新聞。西點軍校專門澄清，在本軍事學院，沒有雷鋒的塑像或畫像。雷鋒語錄沒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學員出版物中。雖然歷史課和中文課也許會討論雷鋒，但軍事學院並不讚賞他或其哲學。 　　這樣的“誤會”或炒作很常見。馬振崗說，金融危機爆發後，在西方馬克思的書一度暢銷，有人就解讀西方要學習馬克思主義了。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馬振崗在美國訪問了一個多星期，會見了一二十位美國學者及官員，他有意談及G2的話題，卻發現美國學者雖然承認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但幾乎沒人認真談論G2。“其實美國沒有多少人講G2，但在中國卻炒得一塌糊塗。” 　　“我還沒聽說有幾個西方人真的要學習‘中國模式’的。”馬振崗說，人家誇中國教育，最多也就是說中國人重視教育了。“我們對西方的讚揚存在嚴重的誤讀。” 　　“在近代歷史上，中國人被歧視、被慢待、被低看了將近有一個半世紀的時間。只是最近30多年來，隨著我們的發展和階段性的成功，在西方學者熱議甚至炒作的‘中國模式’面前，我們似乎找回了久違的自豪感。”邱耕田說，“但我們也不可因此而沾沾自喜甚至於自我膨脹。” 　　他認為，我們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但還面臨著一系列十分嚴峻的發展問題；我們雖然正在崛起，但發展道路還不具有國際間的複制性和示範性；我們雖然在一天天地富裕，但富裕並不等於強大；我們依然跋涉在發展的征途上，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目標還有很長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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