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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榮還原真孔子

http://www.CRNTT.com   2010-02-01 13:32:21  


 
  另一方面,羞恥心還有向內自省的層次,這就涉及真誠覺悟自身言行了。若是自身言行不一,則是可恥的,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若是與人相處而表裡不一,也是可恥的,如“匿怨而友其人”。讀書人的首要條件是“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在此,“行己有恥”當然是出於高度的自我要求。到了孟子,更宣稱“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羞恥心”的另一說法是“羞惡之心”,乃是孟子著名的“心之四端”之一,是一個人行“義”的基礎。到《中庸》,則又把恥與“勇”聯在一起,“知恥近乎勇”。在這一方面,羞恥心來自真誠面對自己的內在要求,其判斷標準不再局限於社會規範,而是回溯到心的根源,直接面對儒家所信仰的“天”了。正是因為如此,孟子在談到人生三樂時,會強調“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這種兼顧天人要求的羞恥心是值得我們深入理解的。

  在比較中西文化時,如果由“羞恥心”與“罪惡感”這兩種角度去省思,可以得到什麼啟發呢?以罪惡感來說,它源自個人面對上帝時的特殊心態,因此它的最大挑戰是不信上帝。一旦不信上帝,即有可能陷入道德虛無主義的困境,然後就會出現杜思妥也夫斯基小說中所擔心的大問題:“如果上帝不存在,我為何不能為所欲為?”

  再以羞恥心來說,它源自個人面對社會標準或個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會標準,個人很可能變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這也正是當前社會的一大危機。若是回溯孔子的原意,則不能忽略個人良知,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無限完美為目標。個體的生命價值完全體現於他自覺對人群的責任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同時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天命與兼善天下,亦即“修己以安百姓”,是孔子的人生目標。真正的羞恥心應該帶人走向孔子所描述的這種志節。

  悅樂精神與憂患意識

  人生理想除了“止於至善”還能有其他選擇嗎?一個人只要走在這樣的正途上,不論他的遭遇是窮達順逆,都不影響內心的喜悅與快樂。孔 子心目中的仁者,須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其奮鬥目標,而這項目標所帶來的永恒而無限的壓力,正是憂患意識的來源。

  孔子所創始的儒家,總是顯示中庸之道。這種中庸,並非靜態的不偏不易,而是充滿動態而均衡的力量。就個人的生命而言,真誠與否是個關鍵。只要真誠,就會由內心產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動去行善避惡。這種觀點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詞來槪括。“向”代表力量,“善”則是我與別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

  於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礎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擇善固執”,而人生理想除了“止於至善”還能有其他選擇嗎?明白這個道理並且努力實踐,無異於逐漸完善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悅樂精神”。一個人只要走在這樣的正途上,不論他的遭遇是窮達順逆,都不影響內心的喜悅與快樂。孔子描寫自己“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他肯定顔淵的傑出之處在於“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到了孟子,依然不忘這種人人皆可獲得的快樂,並且具體歸結其契機在於真誠。他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個人若想快樂,則對萬物一無所求,只須反省自己,覺察自己做到完全真誠。這還是人生之至樂呢。孔子說:“君子坦蕩蕩。”成為君子,是人人皆有同樣的可能性的,全看自己是否立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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