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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榮還原真孔子

http://www.CRNTT.com   2010-02-01 13:32:21

另一方面，羞恥心還有向內自省的層次，這就涉及真誠覺悟自身言行了。若是自身言行不一，則是可恥的，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若是與人相處而表裡不一，也是可恥的，如“匿怨而友其人”。讀書人的首要條件是“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在此，“行己有恥”當然是出於高度的自我要求。到了孟子，更宣稱“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羞恥心”的另一說法是“羞惡之心”，乃是孟子著名的“心之四端”之一，是一個人行“義”的基礎。到《中庸》，則又把恥與“勇”聯在一起，“知恥近乎勇”。在這一方面，羞恥心來自真誠面對自己的內在要求，其判斷標準不再局限於社會規範，而是回溯到心的根源，直接面對儒家所信仰的“天”了。正是因為如此，孟子在談到人生三樂時，會強調“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這種兼顧天人要求的羞恥心是值得我們深入理解的。 　　在比較中西文化時，如果由“羞恥心”與“罪惡感”這兩種角度去省思，可以得到什麼啟發呢？以罪惡感來說，它源自個人面對上帝時的特殊心態，因此它的最大挑戰是不信上帝。一旦不信上帝，即有可能陷入道德虛無主義的困境，然後就會出現杜思妥也夫斯基小說中所擔心的大問題：“如果上帝不存在，我為何不能為所欲為？” 　　再以羞恥心來說，它源自個人面對社會標準或個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會標準，個人很可能變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這也正是當前社會的一大危機。若是回溯孔子的原意，則不能忽略個人良知，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無限完美為目標。個體的生命價值完全體現於他自覺對人群的責任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同時他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天命與兼善天下，亦即“修己以安百姓”，是孔子的人生目標。真正的羞恥心應該帶人走向孔子所描述的這種志節。 　　悅樂精神與憂患意識 　　人生理想除了“止於至善”還能有其他選擇嗎？一個人只要走在這樣的正途上，不論他的遭遇是窮達順逆，都不影響內心的喜悅與快樂。孔　子心目中的仁者，須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其奮鬥目標，而這項目標所帶來的永恒而無限的壓力，正是憂患意識的來源。 　　孔子所創始的儒家，總是顯示中庸之道。這種中庸，並非靜態的不偏不易，而是充滿動態而均衡的力量。就個人的生命而言，真誠與否是個關鍵。只要真誠，就會由內心產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動去行善避惡。這種觀點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詞來槪括。“向”代表力量，“善”則是我與別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 　　於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礎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擇善固執”，而人生理想除了“止於至善”還能有其他選擇嗎？明白這個道理並且努力實踐，無異於逐漸完善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悅樂精神”。一個人只要走在這樣的正途上，不論他的遭遇是窮達順逆，都不影響內心的喜悅與快樂。孔子描寫自己“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他肯定顔淵的傑出之處在於“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到了孟子，依然不忘這種人人皆可獲得的快樂，並且具體歸結其契機在於真誠。他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個人若想快樂，則對萬物一無所求，只須反省自己，覺察自己做到完全真誠。這還是人生之至樂呢。孔子說：“君子坦蕩蕩。”成為君子，是人人皆有同樣的可能性的，全看自己是否立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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