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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文化的流亡者

http://www.CRNTT.com   2010-10-14 13:24:29

在這樣的背景下，錢穆雖然始終生活於故國，但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文化的流亡者。閱讀先生自傳性著作《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似乎可以感受到，先生於青年時在無錫輾轉任教於鄉下小學、中學，收入雖然微薄，也無法全心投入學術，但先生的心是平靜而安適的。  　　在這里取得的學術成果引起外界關注，學術的堂奧向先生打開，先生恐怕是帶著“興奮”的心情走出故鄉的。恐怕非他所能料及，此刻起，他就踏上了漫長的文化流亡之路。陰差陽錯，先生進入的第一間大學竟然是教會學校——— 燕京大學，校址就在今天的北京大學。  　　這成為先生的第一次文化流亡。大學雖然相當禮遇先生，但其文化環境讓先生百般不適。比如，學校水電賬單使用英文，先生曾因此與辦事人發生爭執。校內大樓均以美國捐助者姓名之第一個字母命名，如M樓、S樓之類。司徒雷登校長倒是從善如流，聽從先生建議，將樓名改為“穆”、“適”，似乎暗示舊文化、新文化的代表錢穆、胡適———順便說一聲，“未名湖”之名的妙思，似乎也出自先生。但先生終究覺得，這所大學與中國文化貌似而神不同，而此處的精神令他不適。於是不到一年，在尚未找到退路的情況下，先生辭去燕大教職。  　　還好，先生很快獲得北大聘書。而到北大，先生也立刻感受到新文化運動的衝擊力，因為北大就是新文化運動之發源地，而胡適先生當時正執掌北大文學院。如先生所說：“大凡當時餘在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當時北大主流文化人的態度是：“凡中國固有必遭排斥”。這種文化衝突難免令先生內心緊張。也正是這樣的經歷，讓先生按捺不住，而在《國史大綱》開頭對排斥中國文化的時代精神發出近似悲憤的抗議。 　　這樣的抗議是微弱的，文化和思想的激進主義必要走到它的極端方會消停。到香港後，先生再次感受到了中西文化之間的衝突，尤其是中國文化的弱勢。恐怕還有中國人文化自覺意識之喪失：先生一手創辦、旨在存續中國文化血脈的新亞書院，經常不得不借助外國基金會的資助才能維持生存。 　　1966年，文化激進主義在大陸繼續發酵，而有了“文化大革命”。如此激進的名號在港台產生巨大文化衝擊，蔣介石的中國文化意識受到刺激，因而力邀錢穆赴台居住，代為修建住宅“素書樓”，錢穆於1968年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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