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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武：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致富

http://www.CRNTT.com   2010-12-16 09:23:37

事實上，從1990年到2008年，中國職工平均勞動工資的增速總是比GDP增長速度低。根據我的計算，這段時間內，工資總額每年的增長速度比GDP增長速度平均要慢3.8%。 　　除中國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國家存在類似現象呢?2007年，美國勞工部一篇研究論文對不同國家製造業單位小時的報酬做了一個系統比較。我根據他們的數據做一些分析後發現，1996年到2007年這12年間，亞洲國家製造業勞動收入按照每年2.4%左右的速度在增長，將這個增長速度減以同期GDP的增長速度後會發現，勞動工資的增速比這些國家同期的GDP增速平均慢2個百分點。當然，這個增速還是好於中國的情況。 　　歐洲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從1996年到2007年，這些國家製造業工人的工資按每年5.6%的速度在增長，高於GDP的增速。北美製造業工人的工資收入在這段時間內，按照大約3.9%的年均速度上升，比GDP增速要慢大概0.8%，比亞洲國家的情況要好一些。 經濟自由度偏低限制居民增收空間 　　為什麼亞洲國家普遍存在製造業工人工資增速低於GDP增速的現象呢?我們可以從基本經濟制度找原因。 　　首先是經濟自由度、勞工權益和民權保護度。美國有一家民間機構叫FreedomHouse，從1977年開始對各國的政治權利、個人權利、經濟權利以及新聞自由等方面打分。1995年時被評為的24個自由社會國家，其製造業工人的工資從1996到2007年，按照年均5.09%的速度在增長，平均比這些國家當年GDP增速高0.31%，另外8個部分自由的國家，其工人工資增長速度比GDP增長落後2.7%。經濟自由度越高，政府對民間權益壓抑越低的國家，他們的勞工工資增長速度越能夠跟GDP同步，甚至能超過GDP的增速。非自由的國家數據都不公開，所以無法比較。 　　如果以創業自由度將這些國家分類，也會看到創業自由度最低的國家，其勞動者收入增長的速度相對最慢，而創業自由度最高的社會正好相反。 　　具體看中國的情況，經濟自由度和創業自由度是怎麼影響勞動收入的增長空間呢? 　　行業壟斷就是一種經濟不自由的具體表現，對於整個社會勞動工資的增長空間、勞動力需求，包括農民工的就業選擇都有著深遠且負面的影響。目前在中國，銀行、電信、石油、能源等行業，私人、民企仍然不能進入。這是一種經濟上的不自由、創業上的不自由。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只要是市場經濟，就不存在國企、民企、私人的差別，整個經濟只要是按照市場供求關係、按照價格來決定資源配置，那麼國企可以競爭，民企可以競爭，私人也可以競爭。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如果是國企，其背後的股東可以重新立法、解釋法律、改變法律、改變遊戲規則。民企就不太可能跟它們享受同樣的權利。這些不平等必然抑制社會整體勞動收入的增長。 　　對於社會底層的農民工，“農民工”身份不僅是政治意義上的歧視性安排，還限制了他們的就業空間、居住空間和權益空間。國企工人的收入，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鄉鎮企業高出不少。國企壟斷資源包括對銀行貸款、證券融資機會的壟斷，最終抑制民企空間，壓縮民企能提供的就業機會，一旦就業機會被壓低，工人的勞動收入就不會有更好的增長空間，農民工的就業空間就最少，薪水談判地位就最低。 　　前不久我跟一些學者討論自由工會權利和罷工權利的話題，他們說富士康提供的條件、工資收入比其他外資製造企業或是民企還是好很多。這是必須要承認，同時也要表揚的事實。但我要說的是，不要脫離開整個社會背景來看問題。加入富士康做工人的這些農民工，局部來看，他們如果不喜歡可以辭職離開。在微觀層面，市場交易的成分是非常強，自由契約的性質也明顯。但如果放在整個社會環境看，為什麼有這麼多農民工?為什麼這些農民工的談判地位這麼低?就是因為他們是農村戶口，不能像城里人那樣去競聘其他工作，只能做三等公民，只能在富士康，或者比富士康更差的製造業企業中做選擇。只有將城鄉差別進一步減小，他們才可以有更多的選擇，他們的談判地位才會更高，總體待遇才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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