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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學生的“五四”記憶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11:45:42

談及五四時期的新舊之爭，一般都會引述1919年3月21日《神州日報》上的《北京大學新舊兩派之爭衡》。此文稱，陳獨秀、胡適的學生與劉師培、黃侃的學生鬧對立，於是有了《新潮》與《國故》：“蓋學生中固亦分舊新兩派而各主其師說者也。二派雜誌，旗鼓相當，互相爭辯。”劉師培對此報道很反感，當即在1919年3月24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發《啟事》：“又《國故》月刊由文科學員發起，雖以保存國粹為宗旨，亦非與《新潮》諸雜誌互相爭辯也。”不管當事人如何辯解，沒人理睬，就因為此“新舊對立”的論述框架，簡單明快，容易記憶，也有利於傳播。 　　《新潮》與《國故》，代表新舊論爭的兩極，評價迥異，但都不會被遺忘。相反，以“增進國民人格，灌輸國民常識，研究學術，提倡國貨”為宗旨，文化立場不新不舊、且更多介入社會改革的《國民》，容易被忽略。對此，北大英文學門1918級學生、國民雜誌社骨幹、日後成為早期共產黨人的黃日葵\(1899-1930\)很不以為然。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二十五周年紀念刊》上，有黃日葵的《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演進中的北大》，提及五四時期學生兩大傾向：“一種傾向是代表哲學文學一方面，另一種傾向是代表政治社會的問題方面。前者是新潮雜誌社，後者是國民雜誌社。《新潮》於思想改造、文學革命上，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遺餘力，到今這種運動已經普遍化了。國民雜誌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日本）之壓迫這點愛國的政治熱相結合。在雜誌上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是特別在意的。”在黃日葵看來，新潮社成員日漸走向整理國故，而國民社成員不少成為布爾什維克的仰慕者，因此，後者更是五四運動的中堅。 　　黃君這一論述策略，日後為另一位《國民》編輯、北大國文門1916級學生許德珩（1890-1990）所繼承。許1958年發表《回憶國民雜誌社》，對《新潮》“因為有胡適幫忙”，故能與籌備較早的《國民》同一天出版，感到憤憤不平。作為人大副委員長，許德珩在1979年5月5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五四運動六十周年》，談及《新青年》時，順帶提了一下《新潮》，但不忘添上一句：“《新潮》雜誌的主辦人後來全部倒退，走向反動。”至於扮演反派角色的“《國故》派的人物”：教員中有“最頑固的複辟分子辜鴻銘”，“學生中有張煊、伍一比、羅常培等”。此文著力推薦的，是與自己關係密切的學生救國會與《國民》雜誌。這裡有意識形態的緣故，但也是長期的“瑜亮心結”———《新潮》與《國民》，在五四的舞台上，到底誰是主角。 　　99歲高齡的許德珩副委員會長，在1989年5月4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紀念五四》（圖八），對自家觀點有所修正，態度相對和緩：“這鼎足而三的社團，反映了當時的北大學生在蔡校長‘兼容並包'這一方針下的思想分野。他們在五四運動以前的一個時期各自為政，互不相謀，真正是叫做‘自由發展'。” 　　作為《新潮》的論敵、同樣屬於新文化運動有機組成部分的《國故》，本自有其思想資源及文化追求，可惜，幾十年間被徹底漫畫化了。《國故月刊社記事錄》的“發起始末”稱，“歲初俞士鎮、薛祥綏、楊湜生、張煊慨然於國學淪夷，欲發起學報以圖挽救”。此舉得到蔡元培校長支持，並獲開辦費三百元，1919年1月26日“開成立大會於劉申叔先生宅內”。“本月刊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凡北京大學同學有贊成本刊宗旨者得為本社社員”，雜誌聘劉師培、黃侃為總編輯，陳漢章等八教授為“特別編輯”，張煊、薛祥綏、俞士鎮等為編輯，楊湜生等為總務，羅常培等為文牘。第一期除學生文章外，有劉師培、馬叙倫等助陣。 　　生不逢時的《國故》，很快被迫扮演反派角色，在眾多關於“五四”的論述中，成為嘲笑對象。如何看待《國故》的功過，那是歷史學家的事；我關心的是，為何《國故》同人不發出自己的聲音。除了時代大潮，還有很現實的考量：精神導師或去世（劉師培）或離去（黃侃），根本無法庇護自己的學生；《國故》的主要人物，日後沒能得到很好的發展———相對於胡適支持的新潮社和李大釗支持的國民社，可以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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