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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東:當代悼文與歷史記憶

http://www.CRNTT.com   2011-09-10 09:59:28  


 
口述歷史在今天遇到很大困難

  於何:丁老師您好,你於2000年以後做口述歷史,對這一塊比較有經驗,您覺得口述歷史與一般歷史有什麼區別?

  丁東:口述歷史的基本要求是,歷史當事人在那兒說,史學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或其他執筆者進行采訪整理,不管是筆錄還是錄音、錄像都可以形成口述歷史。口述歷史現在為什麼受關注,為什麼成為現在大家非常感興趣的一個品種?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認為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口述歷史比較鮮活,一個歷史當事人,你給他提問題,他想到就說,腦子裡顧慮比較少,脫口而出,可能就把生動的歷史細節講出來,如果讓他寫文字性的東西,會仔細斟酌,有的時候會把最鮮活的東西給過濾掉。所以有時候口述歷史比回憶錄更生動,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是我們特殊的國情。雖然現在有了檔案法,規定什麼樣的檔案30年解密,什麼樣的檔案20年解密,什麼樣的檔案10年解密,但在實際運作中,越是要緊的檔案,越不解密。我們要想了解當代歷史的重要事情,看不到檔案,怎麼辦?口述歷史就成為進入歷史現場非常重要的途徑。因為當事人活著,他只要願意說,歷史綫索就呈現出來了,你不能把歷史當事人鎖到保險櫃裡保密。這也是口述歷史這些年非常受關注的重要原因。

  主持人:順著剛才的問題,我覺得對口述歷史有一種搶救性發掘的感覺,一方面是我們的歷史有很多的有盲點和謎團,另一方面是親歷者慢慢老去,在搶救性發掘時,大規模發展口述歷史的過程中,您覺得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丁東:現在意識到口述歷史重要性的人很多,既有學者,新聞工作者,也有作家,既有學術機構,也有個人,但實際做起來非常難,為什麼?因為這個事兩方面合作才能完成。有的當事人不願意說,你沒有辦法。我太太邢小群做過不少口述歷史,她就遇到過這樣的事,有的時候不是當事人不願意說,而是當事人說現在沒時間,推一推。一推就把機會給錯過了。有一次已經約好采訪項南,結果時間還沒安排,項南突然死了。還有一次跟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約定做口述歷史,謝韜說我現在發表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正在焦點上,跟我爭鳴的人不斷,能不能再過一段時間。爭鳴還沒完,謝韜一下子腦溢血,再不能說話。做這個事就知道,第一可能聯系不上對象,第二聯系上了,對象不願意說,第三,他願意說,但現在沒時間,要另外安排時間。每一個原因都可能給你留下永遠的遺憾,這是難度的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做口述歷史本身是一件特別辛苦的事,如果對歷史知識了解得少,談話時根本接不上話茬。必須要有相當的准備,對采訪者的經歷和相關歷史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才能搭上話。做出來之後要整理,要和對方核對,還要與大量的文獻資料核對,這是一個付出勞動量非常大,得到回報非常小的工作。

  第三難是出版,現在說學術有自由,出版有禁區。真實的東西只要和主流的結論有差異,就很難發表,很難出版,現在是一個急功近利的時代,誰也不願意做一個出版不了發表不了的學術成果,這個也成為口述歷史當前運作的一個難題。

  網友5:老師您好!您曾經做了何方先生的口述,而且他在國內出版了一本書,但比先前的書薄了很多。

  丁東:他本來是研究國際問題,是社科院日本所所長,後來是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他快離休的時候,李慎之建議他研究黨史。他撰寫了《黨史筆記》,有大量的新觀點,水平非常高,但在大陸出版不了,最後選擇在香港出版。《黨史筆記》成書之前,印了幾章向何家棟先生徵求意見,何家棟給我看了,我覺得水平非常之高,通過何家棟我認識了何方。我和太太向他表達了做口述歷史的願望。他看過我太太對一些老人的采訪,就同意了。我太太前後與他談了30次左右,我參加了三、四次。我太太整理出一個30萬字的稿子,何方覺得30萬字不足以把他想說的話都說出來,他先改寫,又增加了20多萬字,最後形成50萬字的書,分上下兩卷,名《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先生獨立思考,有些內容在大陸不便出版,他是老黨員,說即使在香港出,也要找大陸在香港辦的出版機構,所以找了香港的三聯書店的副牌。他的書在香港問世之後,學術界都知道書的份量。日本研究所的同事把其中一部分不出格的東西編成一本書,聯系到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了,叫《何方談史憶人》。

  文章來源:騰訊評論“燕山大講堂” 2011年09月06日10:27騰訊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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