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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鄧小平做對了什麼？

http://www.CRNTT.com   2012-02-09 09:03:57

四、腐敗的挑戰 　　鄧小平關於中國的許多預言都已經實現了。不過，有一點至今還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隨杜潤生先生前往溫州調查的路上，聽到傳來的鄧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國不能出現百萬富翁，不能走兩級分化的道路。到達溫州的時候，當地人也正在熱烈討論。他們提出的問題是：溫州一些民營企業家的身家財產早就超過了百萬，分明已是百萬富翁，怎麼辦?討論得出的結論是，企業家的私人財產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於自己和家人的消費享受，大部分還是用於生產——如果把消費資料與生產資料恰當地分開來，溫州和中國就“還不能算已經有了百萬富翁”。既然如此，鄧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違背了吧? 　　僅僅過了十年，個人的消費性財產超過百萬的例子在中國就不勝枚舉。數千萬的世界級名貴跑車在中國熱賣——那可不是“生產資料”。2000年的前後，全球頂極奢侈品的專賣店紛紛在北京上海深圳開張，市場說這裡是成長最快的奢侈品市場。由於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力量，很多專業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進入了百萬富翁的行列。所有這些，可以不無理由地被看成經濟成就的象徵。但與此同時，官方統計和報道、國內外學界的調查、以及對社會生活的直接觀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國還有不少生計艱難、平均每天收入不過1美元的貧困人口。 　　學者們用“吉尼系數”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狀況，發現改革後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趨向。這類測度可能忽略了一點，即“收入的獲取是否合乎公義”並不是定量技術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貪官們賣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眾輿論真正痛恨的是後者，因為其收入不合公義。可是，關於收入差距的測算並不能劃分這個及其重要的區別。其實，真正威脅改革存亡的嚴重問題是，即使根據反貪部門公開發布的腐敗案例，人們也看到利用公權力腐敗——顯然不合正義的收入——的趨勢在中國有增無減。 　　除了當事人的道德水準外，貪污腐敗的趨勢到底與什麼有關?對此，張五常曾提出過一個理論。在本文開首提及的《中國的前途》裡，五常指出，就競爭稀缺資源而言，人類社會形成了兩種基本的經濟制度。一種以等級制特權來規範和約束人們的行為、防止稀缺資源被徹底濫用。另一種就是產權制度，即以財產權利的界分來劃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空間，以刺激生產、交換、分工與合作。張五常更推測，當第一種經濟制度轉向第二種制度即市場經濟的時候，腐敗將大量發生，因為原來的等級特權無可避免地要爭取最高的“權力租金”。這個過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種獨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敗”(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後來的中國經驗的確表明，腐敗不僅僅是改革啟動的一種伴隨物，也是瓦解公眾支持改革的腐蝕劑、甚至是終極改革的致命殺手。轉型經濟怎樣應對制度化腐敗，是一項嚴重的挑戰。 　　鄧小平的答案是多手並舉：道德教育、黨的紀律和法治。我不認為還可以想出更多的辦法來遏制腐敗。問題是，在上述分權改革、重新界定權利、承認並鼓勵民營企業家、大規模利用價格機制的每一個過程中，腐敗不但形影相隨，且有更快蔓延之勢——腐敗跑得似乎比改革還要快!1986年9月，鄧小平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改革體制繼續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6-180頁)。為此，他開始部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遠為複雜和困難。最主要症結是，經濟改革觸犯的經濟既得利益，還可以用經濟手段補償，但政治改革觸犯的既得利益，拿什麼來做補償?舉一個例子，原來“享受低價好處”的居民家庭，一旦價格放開後受到損害，政府可發財政補貼給予補償。但是，原來主管物價的政府部門，價格放開後就面臨權力縮減、部門撤並、甚至官員下崗的現實威脅。對於一輩子管物價的官員來說，他身上的專用人力資本一夜之間全報廢，他能接受嗎?用經濟辦法來補償“喪失權力的損失”嗎?出價低，不可能被接受;出價高，國家財政不堪負擔——等級制其實是非常昂貴的。聽任掌權者自己補償(貪污腐敗是也)?公眾不可能接受，而那樣“補償”的結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棄權力。那麼，可以不予補償就取消權力嗎?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於革命。 　　鄧小平多次講過“改革也是革命”。不過他面臨另一項約束。作為“權力過於集中”的派生物，中國的黨政骨幹系統發達，但其他社會軟組織發育不足，行政系統實際上負擔著社會經濟體系的運轉。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體制改革副產品——重新安排官員——的難度。另一個連帶的後果，就是國家權力體系一旦失穩，整個社會就容易動蕩。所以，推進“也是革命”的政治體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穩定”為邊界。於是人們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實質推進。一年以後的中共十三大，通過了醞釀已久的政治體制改革綱領，但沒等到切實實施，“價格闖關”的失敗以及隨後發生的天安門廣場事件，就再也沒有給中國推進政改的機會。即使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也限於推動經濟增長與經濟改革，而並不是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未競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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