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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顯惠:不願再描述苦難 | |
http://www.CRNTT.com 2012-06-02 09:44:42 |
口述親歷 狗都餓得爬不起來了 我祖籍在甘肅東鄉縣,到我父親那輩人已經來到蘭州,我就是在蘭州長大的。饑荒年代,城市裡還算不錯,基本能保證不餓死人。1960年前後我在上初中,每月口糧30斤,到高中時變成32斤。1970年趕上工農兵大學生第一屆招生,我在甘肅師範大學念數學系,每月還有30塊錢的工資。為什麼學數學?名額就是數學系的,你要不想上,有的是人想上呢。 在師大有個農村來的同學,跟我同歲,後來當了我們班的黨支部書記,我們倆去搞過兩次“外調”———在快畢業的時候,學校就會收到有些地方寄來的舉報信,說某某學生家庭有問題,有過什麼歷史污點之類的。因為當年工農兵學員都是推薦上大學,僧多粥少,肯定會有人認為推薦不公平。系黨支部要核實這些舉報信的情況,就派我和這個同學去基層調查,我們跑了兩次,一次去武威,一次去定西。 那是我第一次到定西地區,我同學家在定西的通渭縣,1975年的那天,在縣城裡,他說我們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你跟我回趟家吧。我們就往他家走,沿著山路到離縣城很遠的村裡去。到了他家,我很吃驚,太窮了,連一間房都沒有,就是拿土塊壘的拱形窑洞。他們全家只有一床被子,當天晚上我和他還有他弟弟,三個人睡在炕上,合蓋那一床被子。他母親和衣睡在廚房裡,他父親吃過晚飯就出門了,我想可能是去親戚家睡了吧。 這同學就給我講,他家在1960年饑荒的時候拆掉了房子,木頭都換了糧食吃。他親生母親當年餓死了,現在這個是他繼母,他還有個妹妹也餓死了。沒有食物,他就出去流浪了兩三年,直到饑荒過去,十五年了,他家還是住在窑洞裡,蓋不起房子。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村裡轉悠,走到生產隊的麥場上。他指著一堆麥秸說,昨晚他父親就睡在這裡。 然後走到一個院子門口,他說這裡住著一個朋友,我們去看看。我見有只黃狗在地上臥著,就說你先過去,把這個狗抓住,不然狗認識你,不認識我,咬我怎麼辦。他說沒關係,這狗不咬人。我看他說得肯定,就走過去。 經過那只狗旁邊的時候,狗抬起頭,看看我,又趴下了。 我們走進院子。他說:你知道那狗為啥不咬人? 我說:為啥?他說:狗都餓得爬不起來了。 田間聊天遭遇夾邊溝 那已經是1975年了。我估算一下,這個同學家裡所有的東西加起來,也值不上我兩個月的工資。他們吃的是人民公社,憑工分能分到一點糧食。你知道一個工分多少錢嗎?一個人勞動一天,掙十個工分,換算下來等於兩分錢。你家一年吃了多少糧食,用了多少柴火,會計都有記賬的,到年底公社結算,你勞動掙的錢還不夠吃掉的錢。 那兩天給我印象太深了,所以1979年我寫第一個短篇小說的時候,就寫上了這段見聞。那篇小說題目叫《隴上七月》,後來發表的時候,雜誌編輯覺得“隴上”太刺眼,一看就是寫甘肅的,就給改成了《七月裡》。 但是此後,我一生都在寫甘肅。我1988年至今都住在天津,可是二十幾年來我從沒寫過天津,我沒有思考過現在的城市生活,覺得光是寫甘肅,寫農村,寫歷史,這輩子可能都寫不完。到農村去,貧困是明擺著的事實,但在學校裡我們不知道。我以前光知道1958年到1960年這段時間鬧饑荒,餓死人了,沒想到直到1975年他們仍然吃不飽。2003年我重返定西調查孤兒院的情況,問過那裡的老人,什麼時候才吃飽肚子了?老人們說,大概是1981年到1982年,土地承包到戶以後。頭一年承包了還不行,因為土地在集體經營時代已經貧瘠至極,要經過一兩年的農民自主耕作,糧食才能打下多一點。 師大畢業以後,我又回到農場當教員,有一回帶著學生去勞動,碰到好幾年沒見面的農場場長。我們在田間地頭聊天,他就給我講起了夾邊溝。 夾邊溝在酒泉境內,沙漠邊上,最初這裡建立農場,是因為有一小片鹽碱地,開荒出來的話能養活四百人。咱們國家解放後關押了很多在國民黨政府工作過的舊職員,罪行嚴重的槍斃了,罪行輕的就判刑。到上世紀50年代有些人刑滿釋放,不能讓他們到城市去,怎麼安置呢?就成立了一些“就業農場”,夾邊溝是其中之一。 只能養活四百人的鹽碱地,來了三千多右派,於是很快就缺糧。對外告急沒有用,全國都在鬧饑荒。那時候勞教其實比坐監獄還慘,監獄有國家調撥的囚糧,勞教農場只能自己種糧,種不出來,就得餓死。 後來我多次到夾邊溝實地探訪,那種艱難的生存環境,確實超乎想象。零下二十幾度的冬天,沒有任何辦法取暖,人們住在“地窩子”裡。我當知青時也住過這種地窩子,就是地下挖個坑,拿大圓木架在坑上做梁,再找點草蓋上,人就睡在坑裡。1959年夾邊溝農場的人均糧食定量,由每月30斤降到20多斤,到1960年降到15斤。長期吃這麼少,勞動強度卻很大,誰也耗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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