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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增長直接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

http://www.CRNTT.com   2012-11-17 09:52:12  


  中評社北京11月17日電/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標。這一目標意味著未來國家政策將要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並將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

  上海證券報發表高級統計師梁達文章表示,居民收入分配是各社會成員經濟利益分配的最終體現,社會財富如何分配,直接影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居民心態的平和。較長時期以來,居民收入並未隨著經濟增長而同步提高,經濟總量、財政收入等重要指標增速均快於收入,加之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已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在當前中國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消費意願偏弱的情況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顯然有多重積極意義。從短期看,收入分配改革可以提高居民即期購買力,提升居民消費意願,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從長遠看,更有助於讓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可靠支撐,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中國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和消費增長情況

  文章分析,1.居民收入增長低於經濟增長速度。

  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來源於經濟的發展,國民收入要經過複雜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最終到個人手中。多年來,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居民收入增長未能與經濟增長保持同步。從1979—2011年來看,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均低於經濟增長速度(見表1)。

  1979—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從4063億元增加到47.3萬億元,年均增長9.9 %,財政總收入從1146億元增加到10.4萬億元,年均增長14.7%,而同期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7.4%和7.4%,經濟增長速度與城鄉居民收入增速有一定差距。

  分階段看,1991—2011年,人均GDP年均增長10.4 %,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8.2%和6.0%,增幅差距分別為2.2和4.4個百分點。其中近10年來的2001-2011年,GDP年均增長10.4%,高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9.5%)0.9個百分點,高於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速3個百分點。

  2012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均快於經濟增長速度(7.7%)。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427元,同比名義增長13.0%;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8%,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0個百分點;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6778元,同比名義增長15.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3%,比上年同期回落1.3個百分點。這反映出減稅政策和收入分配改革發力的結果。

  2.財政收入大大快於居民收入增長。

  1979-2011年,中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4.7%,城鄉居民均增長7.4%,相差7.3個百分點。1991-2011年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8.5%,城鄉居民分別增長8.2%和6%,分別相差10.3和12.5個百分點。2001-2011年,財政收入年均增速達20.5%,分別快於同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11%和13.1個百分點,表明勞動者收入水平提高幅度長期低於國家收入增長幅度,國民收入明顯傾向於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使得受到收入預算約束的居民消費不足,消費占GDP比重過低。

  3.居民消費增速明顯慢於經濟增長。

  收入的多少決定消費需求的強弱。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居民消費增速長期慢於GDP增速。按照當年價格計算,1990—2003年GDP年均增長15.3%,而居民消費總量年均增長13.8%,居民消費增長比GDP增長慢1.5個百分點。特別是2000年以後,居民消費連續4年慢於GDP的增長,年平均增速差距多達2—3個百分點。不僅居民消費總量增速緩慢,人均居民消費水平提高速度慢於經濟增長的情況更加明顯。

  2011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5083元,扣除價格因素,比2002年增長1.4倍,年均增長10.1%。按照平均匯率折算,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而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13471元,比2005年的7943元增長69.6%,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48.1%,年均實際增長8.2%。2010年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4382元,比2005年增加1826元,年均名義增長11.4%,扣除價格因素的影響,年均實際增長7.8%。人均GDP增速分別高於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8和2.4個百分點。

  4.居民財產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仍然偏低。

  近年來,作為居民四大收入來源之一的財產性收入增速有所加快,但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一直偏低,提升空間較大。 “十一五”時期,作為城鎮居民收入主體的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由2005年的68.9%下降到2010年的65.2%,下降3.7個百分點;而經營淨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則有所上升,2010年經營淨收入占8.1%,財產性收入占2.5%,分別比2005年上升2.1和0.8個百分點(見表2)。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649元,比上年增長24.7%,占全部收入的比重為2.7%。主要是受出租房房租漲幅較大影響,城鎮居民人均出租房屋收入增長較快。2011年農村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229元,比上年增加26元,增長13.0%,占全部收入的比重為3.3%。

  數據顯示,城鎮居民財產性收入在四大收入中的比重依然是最低的。總體來看,財產性收入對城鎮居民收入的貢獻還很小,不僅低於經營淨收入的貢獻,更遠低於轉移性收入和工薪收入的貢獻。從發展趨勢看,投資理財是居民增加財產性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應創造有利條件,大力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比重。

  5.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依然存在。

  據統計,中國收入差距約50%來自城鄉之間的差距,城鄉差距的走向對整體收入差距的變動起著決定性作用。統計顯示,2011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3.13:1,2010年該收入比為3.23:1。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19118元,比上年增加2279元,增長13.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比人均可支配收入低2692元,增速低0.6個百分點。主要是受最低工資標準、城鎮居民基本養老金和離退休金以及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提高影響,城鎮低收入戶收入增速較高;同時高收入戶也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所以中等收入戶增速相對較慢。

  城鄉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快於高收入群體。在社會各界收入普遍增長的動態條件下,只有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快於高收入群體,社會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縮小。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十一五”期間全國城鎮居民五等分收入組的收入增長出現差異性的變化,2010年城鎮居民低、較低、中、較高和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比2005年增長89.3%、89.3%、87.4%、84%和79.7%。

  城鎮低收入組收入增長快於高收入組,意味著城鎮內部收入差距在縮小。農村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也出現同樣的趨勢。2010年農村居民按低、中低、中等、中高和高收入戶分組的人均純收入分別比2009年增長20.69%、16.43%、15.98%、15.04%和14.05%。今後一個時期,雖然高低收入人群之間收入的絕對差距還可能拉大,但只要相對收入差距縮小的趨勢繼續保持,整體收入不平等程度就將得到改善。

  6.與國際比較,收入水平與消費驅動力仍然不高。

  購買力不高決定了消費能力不強,造成多年來居民消費規模相對較小,增長緩慢。中國居民消費支出總量在世界的位次要低於GDP總量的國際地位,增速要慢於GDP的增速。

  據世界銀行統計,2010年,中國居民消費支出總額為20194億美元,居世界第6位,而GDP總量居世界第2位;人均居民消費支出為879美元,而人均國民收入(GNI)為4260美元,居世界第120位,不到美國、德國、法國、英國的10%,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仍屬於中等收入國家。2010年高收入國家人均GNI平均為38517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3763美元,低收入國家為523美元。

  1990-2007年,中國居民消費支出總量和人均水平年均增長率分別為7.6%和6.6%,比同期GDP和人均GDP年均增長率低2.4個百分點,兩者之間的差幅呈擴大趨勢。居民消費支出總量增速慢於GDP增速的差幅從1990年至2000年的2.3個百分點擴大到2000年至2007年的4.8個百分點;人均水平的差幅從2.2個百分點擴大到3.6個百分點。居民消費支出水平低、增長緩慢,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減弱。2009年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為36.3%,不僅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也低於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當前收入分配問題對經濟運行的影響

  文章認為,造成中國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不匹配的原因是複雜的,涉及面廣、影響因素多,既有經濟發展因素,也有體制、機制和政策因素,既有歷史的客觀原因,也有收入分配政策的不合理因素。如果兩者長期增長不同步,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不良影響。當前收入分配問題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以下幾方面:

  1.不利於實現國民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中國經濟不能長期依靠投資拉動增長。如果居民收入上不去,消費跟不上,社會再生產就不能順利進行。投資增長會造成新的供給,而新的供給要靠新的消費消化掉。如果沒有消費提供支撐,投資就可能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帶來產能閑置甚至過剩、產品積壓、效益下降,最終容易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

  由於消費與投資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投資率提高,消費率必然走低。收入水平低、消費率偏低不利於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容易造成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供求失衡,影響產業結構調整,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2.會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抑制居民正常消費。

  收入水平不高導致消費率偏低,而消費率低表明經濟總量用於消費的部分相對少。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於調動和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此外,收入差距過大還會影響影響社會穩定。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導致居民消費傾向下降,並由此引起總消費不足。居民的消費與收入水平密切相關,隨著收入的增加,通常消費率出現下降。由於居民收入差距較大,一方面高收入者投資傾向加大,消費傾向不足,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於支付能力不足,消費水平難以提高。

  從各層次居民的消費結構看,低收入家庭以生存型消費為主,受收入來源的限制,低收入家庭有需求的消費遠遠得不到滿足。即使在中等收入家庭中,消費水平也沒有達到平均值,而高收入家庭在滿足家庭各種消費需求後,還有更多的資金用於投資。調查資料顯示,居民家庭資金需求的前3位分別是:購(建)房屋、子女上學、看病等消費支出。所以,收入差距過大造成的中低收入家庭無錢可花是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3.收入偏低容易形成消費斷層與結構失衡,使潛在大市場難以持續擴張。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呈階梯狀態,富裕層與貧困層的差距呈擴大趨勢,直接導致了消費斷層的產生,給企業產業結構的逐步升級與產品結構的有序替代造成了困難,導致市場結構失衡。

  收入的分化又進一步導致了居民購買力和實際消費水平的不斷分化。因收入和財富占有狀況的巨大差異,富有階層和貧困階層之間實際生活狀況的反差極為強烈。一些人生活富足奢華甚至奢侈糜爛;而另一些人則無力維持溫飽。這種分化使得中國巨大的潛在市場在較長的時期內難以充分釋放。少數人手中掌握的大量的金融資產,除了部分投資實體經濟外,很大一部分進入虛擬經濟領域,利用各種投機手段獲取資本收益。如過去幾年中房價一路高漲,給部分資金富餘的炒房者帶來巨額收益的同時,也給廣大中低收入者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房地產業成為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強勁推手。勞動收益和資本收益的巨大差距使社會財富分化現象更加突出。

  總之,收入水平偏低不利於釋放居民潛在購買力;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對總體經濟有不良影響;收入差距會影響消費的擴張,加劇城鄉經濟和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甚至影響社會穩定,制約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加快推進改革,促進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

  文章指出,收入分配問題始終是政府和居民關注的焦點之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直接關係到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實現收入分配公平公正,消除不平等和貧困現象,提高全民生活福祉,是現代社會各國政府治國理政的目標。

  1.要著力優化居民收入分配模式,逐步縮小城鄉、階層、行業之間收入差距。

  適當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中的占比,提高居民實際消費支出占比;在初次分配環節,通過制定行業工資指導政策、設定最低工資標準、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以及實行工資增長與消費價格指數掛鈎、與企業效益掛鈎制度等,保證勞動者報酬占比維持在相對合理的水平上,在動態變化上穩中有升,使勞動者享有應得的經濟發展成果。

  2.要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動城鎮化率穩步提高。

  戶籍與居民享受的教育、醫療以及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高度相關,戶籍制度成為城鄉差距的重要原因。另外,中國城鎮地區收入差距小於農村地區,進一步提高城鎮化率,讓更多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能夠有效控制和降低收入差距。因此,改革戶籍制度是鞏固收入分配差距縮小趨勢的重要措施。

  前不久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通知》,進一步放寬了中小城市的落戶政策,並明確規定今後出台有關就業、義務教育與技能培訓等政策措施不與戶口性質掛鈎。應以此為契機,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管理制度,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縮小城鄉差距。

  3.拓寬就業渠道,創造優惠就業環境。

  就業是民生之本,是改善分配關係、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堅持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

  第一,積極推動農業勞動力轉移,提高農民非農產業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關鍵是盡快提高農村居民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收入。進一步推進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盡快消除勞動力在城鄉和地區間流動的體制性障礙,推進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把城市化進程和進城農民的市民化進程緊密結合起來。

  第二,發揮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第三產業。要從根本上改變只重視特大和大型企業的發展,忽視微型和中小企業發展的發展戰略和指導思想,在市場准入、金融、財政政策上鼓勵和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增強中小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形成中小企業和大型企業互為補充、互相促進、錯位競爭的市場競爭局面。

  第三,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提高潛在就業人員的職業技能。向失業人員提供轉業再就業培訓和就業信息服務,消除失業與職位空缺共存的現象,推動行業、職業、專業間的人力資源分布和收入均等化。

  4.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對中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水平。

  社會保障制度是對社會收入分配進行再調節的有效經濟杠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分配不公、貧富過分懸殊問題。建立和完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讓人們生活無後顧之憂,直接關係社會經濟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大任務。

  一是要逐步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和社會保障水平,縮小城鄉居民貧富差距。通過逐步提高農村居民醫保、養老標準、擴大社保覆蓋面,加大對農村居民的轉移性支付力度,提高其轉移性收入占比;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城鎮化建設進程,保證農村勞動力有序流動和合理布局;通過產業轉移、惠農和強農政策,穩定並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增強其生活安全保障;進一步鞏固和深化農村貧困地區扶貧工作,提高農村居民整體生活水平。

  二是要全面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加大財政對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投入,還基本醫療服務公共物品的本來面目,扭轉基本醫療服務市場化的傾向,徹底改變廣大城鄉居民看病難、看病貴、看不起病的現狀,切實降低醫療負擔,保障廣大居民的身體健康。

  三是完善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與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相適應的救助標準調整機制,健全臨時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5.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轉移支付力度。

  繼續增加對教育、醫療、社保等領域的投入,增加中低收入群體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對收入分配具有重要作用。中國收入差距拉大,主要不是由於高收入者收入增長過快,而是低收入者收入增長太慢。特別是農村低收入群體,其收入的絕對規模和相對增速都處於較低水平。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提高取決於多種因素,其中個人的才能、健康等是基礎性因素。因而,要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就必須提高其人力資本水平。應繼續增加教育、醫療與社會保障支出,特別是加強對流動人口的教育和培訓,使他們享有更好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