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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挑戰

http://www.CRNTT.com   2012-12-03 09:14:51

市場是個好東西，好就好在它完全尊重個體選擇，強調自願交換。但它的最大局限就是不講起始條件。有財產有資源的人與一無所有的人，選擇空間迥異，可交換的內容大不相同。同時，與人體的發育一樣，市場的發展也有癌症，這就是壟斷。存在壟斷的地方，就沒有自由和平等的競爭。由於經濟生活的非標準和非同質化以及信息不對稱，大大小小的壟斷難免普遍存在。更不用說，在廣泛的社會領域，由於個人選擇普遍具有外部性，因而人們必須做集體選擇。這時由貨幣主宰的市場就完全失靈。 　　本來，中國社會存在的最大和最廣泛的不公平，是城鄉居民權利的不平等。長期以來，國家的財政資源、基礎設施資源、醫療資源、福利資源對城市戶籍居民嚴重傾斜，農村居民即便可以進城或到沿海發達地區打工，仍然不能享受當地戶籍居民的同等公平待遇。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和財產差距，都是世界上主要國家中最大的。這也是制約中國內部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 　　近代以來，當農民能自由遷徙進城時，城市的吸納能力還相當有限，並不能給他們多少美好記憶。改革開放以來，他們擺脫了最初集體經濟對自己的人身束縛，繼而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又使他們掙脫了鄉村和土地的束縛而進城打工，比起過去，已是很大的進步。農村居民中的成功者，已經借助於貨幣權力，橫跨城鄉逐利發展，在城市生根落戶。這就大大化解了農村中精英階層的對立和反抗。 　　對城市居民來說，文化的、世俗的和經濟的優越感，使他們從來就並不怎麼看得上農村里的農民二哥。他們享受了農民工承擔幾乎所有城市建設、商品製造乃至家政服務的臟活苦活的收益，但對農民工離家背井、妻別子離的困境並沒有身臨其境的感同身受。 　　應當指出，隨著新生代農民工開始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主體，本地人和外地人（打工者）在沿海發達地區的衝突已經越來越普遍。中國的歷史表明，當這個社會中越來越多的人成為外來流動人口（史稱流民）時，社會的動蕩往往為期不遠。 　　儘管如此，人們對這個逼近的危險還普遍相當麻木。完全抓住他們眼球的，是資源和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和權力腐敗。確實，毫不誇張地說，這些年來土地、礦藏和其他制度資源的不合理分配，完全改變了中國人財富分布的版圖。中國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就從財產和收入分配還相對均等的狀態，一下子跳躍而成貧富差距和收入差距都最大的世界主要國家。由於資源分配不公而導致的貧富兩極分化和機會不公，現在已既是嚴重的經濟問題，也是具有殺傷力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權力是另一個領域的資源。強勢政府往往意味著更主宰性的分配力量。歷史表明，權力的腐敗總是最大的腐敗。當權力和財富分配的天平傾斜後，那些原本總是稀缺的社會一般資源供給的分配關係也緊張化了。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服務，這些市場無法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資源，在任何社會中都是緊缺的。但在今天，它們在歷史上的欠賬和現實中的缺陷都被放大渲染，變成人際關係和社會緊張的源泉，甚至如交通、食品和環境安全，這些原本是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發展的代價，也成為人們對現實不滿的隱患。 　　這些反映出，隨著溫飽問題的解決和城鎮市民階層與中產階級的迅速壯大，人們對社會公平公正的需求近年來已在急劇增長。 　　最後，所有這些矛盾的發展，都產生了維持社會穩定的需要。本來，維持社會穩定，既是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條件，也是法治社會的產物和需要。但是，一些地方在使出五花八門維穩招數，或軟硬兼施地打壓某種不成氣候的個別訴求、遷就某些已成氣候的群體訴求以圖息事寧人時，便出現了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維穩悖論。這對穩定和法治的破壞性作用不可低估。 　　在群體事件中為了維穩而犧牲法治，或者不論是非，縱容姑息，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守法，不信法，挺身試法。可見，群體事件的發生和蔓延，反映了社會尚缺乏解決這類矛盾的正常的民主與法治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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