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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羅主義”的亞洲現實

http://www.CRNTT.com   2012-12-31 09:51:45  


 
  類似的經驗不免使人浮想聯翩:在中國基於經濟和軍事的“硬實力”已經強勢崛起、並被公認為國際政治中的有力角色時,北京是否也會以建立地區霸權作為明確的戰略目標?在去年刊登於《華盛頓季刊》的一篇文章中,筆者長期的交流夥伴、美國海軍軍事學院副教授詹姆斯.霍爾姆斯就暗示了這樣的可能,他把南海對中國的意義類比為馬漢眼中的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並認為中國終將排除鄰國和外部勢力的挑戰,建立新的地區秩序。但在今年春天的一次筆談中,霍氏卻小心地繞過了這個話題,他表示:“門羅主義”也有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是指從1823年《門羅宣言》發表到美國內戰結束為止,美國默許英國海上力量在西半球繼續存在的狀態。彼時的英國也像今日的美國一樣以優勢遠洋海軍確保全球海上通道的開放,而軍力尚不濟的美國仰賴與倫敦的友好關係,很大程度上不必依靠自身的力量控制海上通道,獲得了繼續發展經濟、解決內政問題的戰略機遇期。事實上,假如美國真的在1823年就把歐洲勢力隔絕在西半球外,勢必引發重視航行自由的英國的激烈反應,而華盛頓根本沒有足夠的海上力量來維護自己的承諾。只是到了19世紀最後10年,當工業和經濟力量的衰退以及戰略重心的調整使得英國必須把海上力量集中回歐洲,而美國海軍也漸趨壯大,足以在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對任何一支歐洲遠征艦隊形成優勢時,門羅主義才演化成第二個版本—美國在西半球無可置疑的地區霸權。

  然而,當類似的兩段式邏輯套用在今日亞洲時,個中的疑點和消極傾向不免暴露得極為顯著。且不說19世紀的英美兩國在種族性和經濟形態上有極大相似之處,英國可以容忍美國發展甚至獨占西半球地區霸權的前提在於,彼時倫敦維持戰略優勢的核心地區一在歐洲,一在印度,對美洲、遠東、地中海甚至中亞都可以抱壯士斷腕的態度。能把區域霸權“和平讓渡”給一個既具政治親緣關係、又不會妨害英國最重視的航行自由和經濟開放的友好國家,當然是最理想的選擇。而美國早在1945年即決定把東亞作為超地區霸權的一個重要利益區加以經營,防止其成為獨立的一“極”。

  在門羅主義第一階段,美國曾多次嘗試建立美洲範圍內的多邊合作制度;即使是在“羅斯福推論”已經出台、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地位成為事實的20世紀前半葉,華盛頓也一直沒有中止對多邊體系的改良和完善,這一點恰恰是中國在今日亞洲難於推進的。作為對東亞政治控制的最重要一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政治和經濟存在,始終是以雙邊同盟形式存在的,這不僅束縛了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在以安全問題為代表的地區事務方面的權限和主動性,而且使這些國家在離開美國的情況下往往無所適從。在雙邊模式形成了傳統和慣性之後,即使美國不對中國實施軟性遏制,北京也很難在不發生對抗的情況下建立起本國主導、遍及整個東亞的多邊合作機制。

  更何況,由於歷史原因,中國與其東、南兩側的海上鄰國幾乎都存在海洋權益爭端,這些國家最容易感受到中國追逐地區主導權帶來的直接壓力,進而形成制衡,並獲得美國的呼應;而“搭車”的可能性相對較低。如果北京希望增加採取後一種選擇的國家的數量,就必須一面強化國力,一面使周邊國家確信其意圖較不具有侵略性:這也是過去若干年里中國政府採取的路線。但因為有了美國這個超地區存在,各國搭中國之“車”的幾率從一開始就降低了,而中國積極強化經濟、軍事力量,推進地區合作和國際影響力的舉措還可能引起華盛頓的另一種恐懼—對東亞地區“門戶閉鎖”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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