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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鐘書書信是公案還是私話？

http://www.CRNTT.com   2013-05-27 12:06:07

周澤雄：錢鍾書楊絳的尷尬與情理 　　2013年05月27日09:08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周澤雄  　　報載，百餘件錢鍾書、楊絳夫婦以及他們的女兒錢瑗的書信及手稿日前首次曝光，內容既有“錢鍾書、楊絳關於稿件出版的種種細節，又有錢鍾書對於事件看法、對於他人評價的直抒胸臆的表達”。報道稱，這些書信、手稿將於6月22日在北京萬豪酒店拍賣。 　　各大權威媒體紛紛報道此事，足證該消息的確切。但我們可以確信的，仍只是一個拍賣意向。5月22日的文匯報報道說，手稿作者中唯一健在者楊絳先生以“通信是私人之間的事，為何要公開”為由，向手稿擁有者、香港廣角鏡雜誌總編輯李國強先生打去電話，明確表示反對。李先生一面“承諾要給楊絳一封書面答覆”，一面向打電話求證的記者表示，“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和我沒有關係”。據此，我們恐怕只能認為，手稿是否會按時開拍，尚存變數。 　　看過手稿的部分錢學專家，對手稿價值予以肯定。有學者認為：“其中最有價值的是錢鍾書書信部分，書寫內容簡短精煉，言辭懇切又不乏錢氏的詼諧、幽默、戲謔。……這些觀點若不是在私人信件中透露，在一位作家的著作中通常是甚少提及的，因而真實反映了錢鍾書性情、情趣及其為學做人，是解讀錢氏之學的寶貴資料。” 　　也許如其所說吧。不過在我這個僅見到幾頁手稿影印件的讀者看來，此事更多凸現了錢、楊的尷尬。 　　對熟悉錢鍾書、楊絳行事風格的讀者來說，楊絳先生的反對原非意外；我們幾乎可以斷言，錢先生若泉下有知，也會怒不可遏。他們曾數十年如一日地躲在自家小天地裡，躲避瘟疫般謝絕各色人等的滋擾，除卻二三知己，素不願向公眾敞開自己的私人空間。即使說到“二三知己”，敞開程度也著實有限。 　　然話分兩頭，楊絳的《記錢鍾書與〈圍城〉》和《我們仨》兩著，又提供了大量關於錢鍾書一家三口生活的第一手細節，極大滿足了讀者的好奇心。那麼，這裡是否存在行事風格上的明顯矛盾呢？一邊拒絕各路媒體記者的採訪，對部長級官員的新年拜訪都愛理不理，對他人意欲為錢鍾書立傳之舉不予配合，一邊又（主要經由楊絳之筆）寫出大量日常生活？ 　　欲在上述貌似矛盾的錢家言行中找到一個邏輯支點，許是“可控”二字。顯然，令錢、楊反感並高度警惕的，並非自己的日常言行是否可以記述，而是他人對此的歪曲。當錢家掌故由楊絳先生親自縷述時，所述內容均處於可控狀態，讀者只能讀到楊絳先生願意分享的內容；反之，一旦執筆者為未獲授權的他人，對錢、楊故事的敘述就處於不可控狀態，當此之際，哪怕對方並未歪曲篡改，錢、楊二老仍可能勃然大怒。二十年前胥智芬先生的《〈圍城〉匯校本》引出一場官司，即為一例。同理，那些錢、楊當年並未意識到日後會進入公眾視野的尺牘，突然以拍賣形式公開，就會因其不可控性而令楊絳先生不快。 　　我理解並敬重錢鍾書、楊絳二先生珍愛羽毛、潔身自好之念，但又不得不說，讀者希望通過更多途徑來加深對錢、楊學術的理解，也情有可原，即使某些手稿內容會“不可控”地淪為八卦談資，亦無損其合理性。這一切的前提是，其中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錢鍾書的學術成就如此巍峨，與錢鍾書有關的一切，似乎理應成為學術研究的內容。也許，充盈在錢鍾書、楊絳先生體內的老輩學人風範，也會妨礙他們認可如下觀念：當一個人變得偉大，他就得同時承擔身不由己的代價。細究起來，後人發掘出的大量前賢遺札，若起前賢於地下，十有八九也會令他們怫然不悅，但我們仍然從文化、學術傳承的高度，認可這種發掘工作的必要性。 　　但是，倘若我們因為這份文化正當性，而忽視楊絳先生反對意見中的內在正當性，則會讓錢、楊二先生的尷尬變成落寞。該內在正當性是，向讀者提供深思熟慮的觀點，乃是學者的道義所在。真正的學者永遠不應發表輕率的觀點，那些出現在私人書信中的內容，用錢鍾書的話說，原宜任其“咳唾隨風”，而人們把它公開，站在錢、楊的角度，等於迫使錢鍾書展示自己的“咳唾”。當然，主張公開者或許會辯稱，錢氏有“咳金唾玉”之能。 　　錢鍾書寫的《管錐編》一書有一個怪異特征，作者幾乎從不引用和評價現當代國內學者，仿佛他們集體不存在。顯然，這是一份刻意的回避，其中緣由，頗費疑猜。錢鍾書的招牌習慣是：越是面對大人物，越不會輕下贊語；反之，對方越是年輕或無足輕重，他越是不吝贊詞。此類贊詞，讀者不會在他的學術著述中見到，在他那些文不加點、一揮而就的“八行體”書信中，則近乎俯拾皆是。個中款曲，亦頗堪把玩。 　　但願，錢氏手稿的面世，不會催生出大批偽學術成果。例如，錢鍾書為何討厭茅盾？錢鍾書與楊憲益、戴乃迭衝突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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