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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的心理邏輯

http://www.CRNTT.com   2014-04-10 12:17:40

然而“孤立”理念在1914年8月又有一次回潮，且影響更為深刻—薩拉熱窩事件一起，奧匈與俄國急不可耐地開動戰爭機器，緊接著加入的必是法德兩國。按照英法協定，若德國侵法，英國須在第一時間派遠征軍赴法參戰。然而格雷和白廳擔心遠征軍和法軍一起遭德國擊敗，在德國對法開戰前72小時內，既未向巴黎明示是否出兵助法，也未向打聽消息的德國代表重申對法保證。這一沉默被德皇解讀為“不幹涉”，他在8月3日大膽對法開戰，德國按“施里芬計劃”入侵中立國比利時，實施包抄法軍的預案。至此倫敦才恍然大悟：為自保採取的權宜之計，竟鼓舞了德國開戰，直接危及對本土安全至關重要的比利時。一天後英國對德宣戰，開始了這場“恢弘之戰”。 　　 　　目標“奢侈”誘發不安全 　　“本人深信這必將是一場恢弘之戰……同種族之其他國家已各擇一陣營以加入；至於推遲做出決策之邦，對站隊一事也必有所思。篤而論之，是役真乃有史以來第一大變動。”這番記錄，乃希臘城邦時代的雅典將軍修昔底德目睹祖國與斯巴達所率兩大軍事同盟間的鏖戰，做《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以為見證。巧合的是，他用於描述此役的“恢弘之戰”或“大戰”（The Great War）一詞，在西方世界恰恰也是1914~1918年戰爭的別稱。 　　存在於兩場戰爭間的相似還不止這一處。修昔底德告訴我們，斯巴達在雅典權勢急劇增長的年頭明哲保身，最終因科林斯人的要挾不得不出兵阿提卡時，降臨在希臘世界的只能是全面戰爭，這與英國對德國的縱容勾起了世界大戰何其相似。把斯巴達和雅典兩大強權拉進戰爭的乃是較小盟邦間的對抗，正如1914年夏天第一個拔劍的反而是列強中最弱的奧匈。而希臘兩大同盟因克基拉牽涉科林斯、以科林斯關聯波提迪亞、由波提迪亞連帶雅典、再經科林斯說動斯巴達出兵的連鎖反應，更是與1914年8月的“動員傳導”機制如出一轍，印證了修昔底德“知曉過去對闡釋未來總會有所裨益”的先見。 　　在關於雅典霸權崛起以及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諸多解釋中，“恐懼”（Fear）是修昔底德最看重的因素。部分為了消除外部安全隱患、驅散城邦公民的恐懼，雅典選擇走上帝國主義道路；當它的帝國主義作派與海軍強國科林斯產生對立時，恐懼又在希臘第二大強權斯巴達急劇上升—喪失了科林斯的海軍，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將再無可能抗衡咄咄逼人的雅典；非獨如此，若科林斯這等重要盟國都不能指望斯巴達的庇護，其餘小邦勢必拋棄昔日的恩主，轉搭雅典之車。正是為對抗此種恐懼，斯巴達糾集一眾盟邦共同對雅典用兵，然後有此“恢弘之戰”。 　　1914年之夏的普遍恐懼也是如此：單就一國情形論，德俄英國務家做出的抉擇都有可取之處，但他們既未給自己、亦未給對手留出彈性空間，終於點燃八月炮火。這一局面符合國際政治理論中的“安全困境”假設：由於普遍無政府狀態的存在，主要大國總是彼此疑懼和不信任，須藉由自助（Self-help）實現自我保存，並以體系內的權勢最大化為目標（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但如果每個國家都不加節制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安全，它們對彼此的畏懼和敵意只會進一步加強，這反過來又將導致衝突可能性的增加和更大程度的不安全。 　　雖然安全困境幾乎不可能被徹底根除，但只要一國領導人認識到獲取國際權勢的根本目的是保存國家、而不是權勢本身，他們在追求權勢最大化時就會更多地關注相對優勢而不是絕對優勢。如俾斯麥所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是可實現的藝術—是次優的藝術”，在安全領域，一國若能明辨關係國祚存亡的核心利益，使資源嚴格圍繞這一利益進行配置，便不容易著迷於某些帶有危險誘惑的“奢侈”目標，也就有可能避免誘發和傳導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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