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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絲綢之路與全球經濟再平衡

http://www.CRNTT.com   2015-01-06 10:23:40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 　　中評社北京1月6日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文章《絲綢之路與全球經濟再平衡》認為，絲綢之路的戰略意義，在於它就是中國版本的“馬歇爾計劃”。當然，中國應當通過容許和鼓勵西方國家和企業的參與等手段，比美國版本的做得更好，實現更包容和可持續的發展。   　　從世界經濟歷史的發展和現狀來看，今天的中國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在實現本身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帶領發展中國家走出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困局，讓全球經濟在激發增量的過程中，平穩達到結構再平衡。長期而言，中國也有能力帶領非西方國家，針對全球治理與國際合作體制失靈的問題進行改革，以建構一個更公正、包容、有序與可持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這兩方面的內容都是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責任。同時，在國際責任的構架內，中國能夠避開西方和美國對中國的潛在圍堵，正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從而實現長期的和平發展、民族復興的目標。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絲綢之路才顯現其不尋常的意義。 　　為什麼這樣說？首先，現有國際經濟秩序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失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既是這些失衡的必然結果，也使得這些缺陷暴露無遺。西方國家過度消費，政府舉債度日；美國濫用其鑄幣權，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動搖；全球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不斷增高，熱錢到處流竄，導致全球資產泡沫；國際自由貿易秩序，正被區域自貿板塊逐步侵蝕。 　　西方的結構性經濟失衡，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崛起有關。當代新自由主義於上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於英美國家的撒切爾首相和里根總統時代。開始時焦點在於私有化和政府退出經濟領域。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之後，新自由主義很快就發展到世界經濟領域，主要是對經濟全球化的理想化，錯誤地認為全球化會形成完美的國際勞動分工，各國可以憑借其“比較優勢”，來促進無限的經濟發展和財富的積累。“看不見的手”和“比較優勢”是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不過，這兩者都促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西方各國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經濟結構失衡的道路，主要表現在國內產業格局的失衡、社會性投資與生產性投資的失衡、金融創新與投機的失衡等，而最終則表現為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失衡。全球化、資本外流、就業不足、過度福利、弱政府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是西方經濟結構失衡、經濟和政治失衡的結果。這表明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個改革和轉型的新階段。最近，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危機討論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政治危機。到處蔓延的抗議浪潮，只是西方政治危機的其中一個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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