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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輝：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5-02-01 09:34:19

茅盾在新疆做文化工作   　　3.新的文化、新的政治、新的我們 　　考慮台灣問題我們也可以將新疆問題置於視野中。抗戰期間，茅盾受杜重遠邀請去新疆，擔任新疆文化學會會長。當時去新疆的不是他一個人，而是一批人，陳潭秋、毛澤民等後來犧牲在那裡了。茅盾和趙丹屬於死裡逃生者。當年茅盾這些人把新文化運動的很多成果介紹到新疆，很多維吾爾精英是非常認同的，他們覺得這是一種值得追求的新文化。這對於新疆的中國認同有很大的作用。這裡說的“中國認同”是一個政治的概念，包含著政治的和日常生活範疇的價值，而不僅是族裔的或主權的概念。那時候新疆的精英不會覺得新文化是漢人的文化，而是一個新的、代表了真正進步的目標的文化，這也是維吾爾民族應該認同的文化。茅盾這些人冒著生命危險做這件事情，對中華民族的現代形成過程也是一筆貢獻，可是沒多少人記得他這些事，中國的知識領域、文化領域的人也沒有充分認識其意義。他們的貢獻，現在談得很少，一般的漢族知識分子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那做了什麼，更不用說，幾乎沒有多少人知道那時候有哪些維吾爾精英分子也投身了這個運動。這不是一個漢人的運動，而是一個新文化運動。新疆喀什師範學院的古麗娜爾老師在討論中，曾把現在的新疆跟三十年代作了一個對比。現在許多當地年輕人正在向宗教——也包括比較保守的教派和教義——回歸，而精英階層——無論是漢族、維族或其他民族的精英階層——並不代表任何新的價值。的確，我們很難在當前的文化生態中看到一種能夠推動各族人民互助團結的文化運動，以及發自內心普遍認同並努力追求的文化價值。 　　茅盾等人做的工作就是創造文化政治。那麼，有沒有新的文化政治在海峽之間產生?這很重要。如果沒有文化政治，要不就是統，要不就是分——不是互相遏制，就是武力威脅。文化政治並不等同於文化統戰，統戰通常以既定的目標和理念為前提，力圖擴展其實踐範圍。文化政治的實質是構建理想，文化統戰只是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文化政治關心的是內容、是終極價值，而文化統戰注重的是形式與戰略。兩者的關係是有機統一的，若只有統戰策略，而提不出新的政治目標和理念，就只能是汪洋中的無舵之舟。因此，文化政治是產生理念的過程，並通過踐行新的理念或更新舊的理念，修改舊的政治路徑，創造新的社會力量。因此，文化政治的目標不是為了創造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的“統派”，而是創造一種局勢，這種局勢能夠喚起兩岸人民的共同連帶感，並由此帶動超越僵化的社會關係(藍/綠、外省人/本省人、中國/台灣)的政治能量，形成新的社會力量。這種文化政治不是對既定的力量分野的確認，而是對這種分野本身的改造。在20世紀，真正促成社會團結的力量是一個代表著普遍的解放進程的新的文化運動。維吾爾精英分子窮其畢生心力翻譯魯迅的著作，使得魯迅也成為維吾爾現代文化史上的豐碑，我們可以從這個事實中學到什麼呢?如果魯迅的作品被定位為漢人的作品，魯迅的文化政治被定位為漢人的文化政治，就不成其為新政治了，而褪變成19世紀的舊政治了。茅盾這些人在新疆的案例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他們只是代表漢人而不是代表一種進步的文化，我們怎麼能設想魯迅會成為幾代維吾爾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文化英雄呢?討論文化政治的問題不僅是一個策略問題，而且是真誠地考慮中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問題。但是，這樣的一個政治怎麼產生出來?這是一個重要的但沒有清晰答案的問題。 　　20世紀中國的文化政治不是孤立的過程，而是社會改造運動的一個有機部分，其中軍事鬥爭、政治制度的創新與土地改革就是這一社會改造運動的有機部分。我們不妨將台灣的情況與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區做個比較。國民政府對新疆持續推行中國化過程，包含著政治上對蘇聯的抵禦。清代以來，俄國介入是新疆問題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後，蘇聯對這個地區的文化和政治影響很大，並與中國革命的浪潮相互呼應。對此，楊增新時期有抵抗，盛世才時期有抵抗，40年代國民黨政府時期有抵抗，他們的抵抗都訴諸中國化的策略。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的主張是“中華民族是一個”，這在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方面是積極的、重要的主張，但在外部入侵問題解決之後，這個主張如果不與民族平等的新政治相結合，就可能被視為漢族中心論的主張。在反帝反侵略的語境中，在存在世界霸權的條件下，“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口號是政治性的，即內在於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的政治潮流的;脫離了這一政治語境，若無新的政治介入，它也可能蛻變為去政治化的口號。 　　1949年後，中共以民族平等為原則推行民族區域自治。西藏政治結構、宗教結構很清楚，而且解放西藏是由上而下，完全從外面進去。1950年解放軍進藏，沒有觸動西藏社會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結構，毛澤東對達賴喇嘛、班禪喇嘛說是給他們“幫忙”，結果1959年爆發了危機。只是在平叛的過程中，農會才組織起來;事實上，只有讓普通農民或農奴通過土地改革加入新的社會進程，新中國的認同才能真正建立起來。從政治的角度說，中國大陸土地改革的暴力性程度高，這是20世紀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鬥爭的特點，但是它在創造政治能動性方面要成功得多，即通過翻身政治，創造出新的政治主體，政治認同跟隨著土改過程而轉變。創生新的政治主體並不一定需要暴力，但對暴力的反思卻不應遮蓋政治創生的歷史。可以肯定地說：在1980年代以前，由於土地改革，中共政權由上至下地推動了一個由下而上的運動，兩者匯合重構了西藏社會，奠定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西藏土改過程中，有政策失誤，也有因幹部水平和作風所導致的嚴重問題，但在1980年代末期之前，這些問題並未動搖藏人對於新中國的政治認同。 　　為什麼國民黨會被認為是外來政權?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除了山地部落之外，所謂台灣人也都是在不同時期移民台灣的大陸人。即便在台灣語境中，從大陸去並不等於就是外來的。高金素梅從本土族裔的角度譏諷排斥“外省人”的人也是“外省人”，算是點到了痛處。1945年日本投降後，陳儀剛被任命為台灣行政長官時，並沒有人認為這是外來政權;1949年陳誠接任省主席，國民黨退守台灣，也沒有被認為是外來政權。那時日本戰敗與回歸祖國還是敘述的主要框架。按照陳明忠的說法，台獨第一波，牽頭的是林獻堂這些人，什麼原因呢?他們代表的是台灣地主的利益。林獻堂在日據時期的台灣自治運動中是偏右的，他們擔心土地改革會損害他們的利益。一般來說，台灣的土地改革今天被認為是比較成功的。相對於大陸的土地改革，台灣的土地贖買，暴力性很低，這是其好的一面，但贖買過程缺少台灣當地人民自主參與改革的能動性，也就缺少了從草根裡面產生出的政治主體性。台灣土改沒有自下而上的過程，也就沒有真正的政治動員，認同的根基是淺的。這是不是就是“台獨”萌芽的最初因素呢?我了解不夠，不能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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