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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決定可持續增長

http://www.CRNTT.com   2015-11-03 07:35:12

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最大熱點和難點、最需要做實的大事，就是攻堅克難地深化改革。 　　中評社北京11月3日電／在三十餘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改革已進入了“深水區”，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進”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會有人受損”的改革事項都已做完，現任何一項深化改革的任務都會面臨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籬”形成的強有力的障礙，而且各項改革大都已經深度關聯交織，“牽一發動全身”，過去在局部發力尋求突破就可以改觀全局的空間，已明顯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驗，正集中於“全面改革”這個基本概念之上。 　　上海證券報發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全國政協委員賈康文章表示， “深化改革決定可持續增長”，這是在關乎“中國夢”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命運的經濟社會轉軌“未完成”而攻堅克難的改革勢不可免情況下，必須確立的重要認識和關鍵要領。各方關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結合關鍵時期的“十三五”規劃，對此給出一個具有“頂層設計”性質的指導文件。 　　文章分析，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特征，可以用如下四句話來描述： 　　第一，“黃金發展”和“矛盾凸顯”相伴隨。在中國各地稍作些調研就可以感受到，我們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在30餘年高速增長後轉向“新常態”的新起點上，經濟增長發展的底氣和市場成長的巨大潛力仍在，不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鎮和許多農村區域，建設場景觸目可及，給人印象深刻；但來自資源、環境的矛盾制約和來自人際關係的矛盾制約，更是日趨明顯、咄咄逼人：霧霾已動輒打擊大半個中國，地方某些新上馬的重化工項目，一而再、再而三遇到民眾的強烈反對且演變成震動全局的群體事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收入分配問題更為凸顯，社會心態越來越明顯地傾向於不少其他經濟體曾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表現過的“端起碗吃飯，放下筷子罵娘”、追求“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的特征。 　　第二，“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對衝。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在“下台階”，從10%左右下行到7%左右的區間，“新常態”新已明確，而常未達到，即還未完成觸底企穩，相關的下行因素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即將迅速消失，老齡化社會壓力正迅速到來，以及較高基數上投資“報酬遞減”的影響，等等。但可以對衝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們重視與爭取的，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鎮化紅利(“動力源”需求釋放引發的“成長引擎”效應)、科技創新紅利(走創新型國家道路、跟上“第三次產業革命”大潮激發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乘數效應)、社會管理紅利(在社區治理、非營利機構和志願者組織成長等方面的基層自治、社會和諧、興利除弊效應)，而使所有這些紅利能夠如願釋放出來的關鍵，是實質性“攻堅克難”的改革能否不停留於口號而變為現實，進而可綜合性地凝聚而成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化解種種矛盾制約的“改革紅利”。業已壯大的民間資本、社會資金及可隨之調動的民間智慧和潛能、活力，必須依托改革擺脫羈絆而更多貢獻其“正能量”，新一輪價稅財聯動改革、投融資改革、國資體系改革和行政、司法改革等，實在無可回避。上述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對衝之後，我們應力求爭取的，是今後盡可能長時間實現7%左右年均速度的中次高速增長平台、結構優化的增長質量“升級版”。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自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到實施1994年宏觀層面以財稅為重點的配套改革，再到千年之交前後以“入世”鎖定全面開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創新打開了生產力解放和國家現代化的新時代，但漸進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漸成局面，尾大不掉，雖然深化改革、加快轉型自九十年代後一路強調至今，但在“利益固化的藩籬”之前步履維艱。十八大之後，高層關於“壯士斷腕”的改革的決心已有明確表述，但社會上、企業界、市場中對於在體制內“自動手術”“自我革命”的懷疑仍未消除，且與意識形態因素的陰晴變化迭加。在深化改革努力與既得利益阻力的博弈背後，是改革與社會“矛盾累積”問題的賽跑，早已被人形象比喻為“兩只老虎的賽跑”，這兩只老虎各自要素齊全，似乎也看不大清楚對方，但都在往前跑，誰跑得更快一些，將決定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中國夢”的成敗。化解既得利益阻礙，是改革的最難之處，又是我們必須面對和交出答卷的歷史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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