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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http://www.CRNTT.com   2015-11-21 08:40:17

中國經濟受到高稅收、高壟斷、高管制等“供給約束”,一些強勢機構通過人為製造“供給短缺”,從中獲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價的現象仍普遍存在於經濟中的很多領域,這直接侵害了作為需求方的廣大民眾的利益,也不利於需求的釋放和經濟的增長。只要通過減稅、放鬆壟斷、減少管制等措施,放鬆“供給約束”,就可以提高中國經濟的短期增長率。 　　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主要的推動力量有三個。一是勞動力供應的擴張,特別是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服務業的大規模轉移(人口紅利和城市化)；二是不斷的資本積累(高儲蓄)；三是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當前,這些推動中國過去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要麼逐漸衰退,要麼遇到了新的瓶頸。長期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生育觀念的變化使得中國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利率管制、分業監管等金融規制使得儲蓄轉化為有效投資的渠道不暢；研發投入不足、研發效率不高制約了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目前中國科技進步貢獻率只有50%多一點,而發達國家在70%以上)。這些因素都會造成“供給抑制”,影響經濟增長的潛力。通過放鬆人口生育控制、減少資本與金融管制,可以提高勞動力的供給量,增加資本積累,逐步解除“供給抑制”,從而提高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此外,更為關鍵的是要提高生產率,使得經濟增長更多的依靠科技創新。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曾說過:“生產率不是萬能的,但從長遠來看它幾乎是故事的全部。”從1978年到2014年,中國人均GDP可比價增長了17倍,同期GDP可比價增長了25倍,可見,中國人均勞動生產率不是相對上升,而是相對下降了。這說明,中國過去三十餘年的經濟增長更多的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的生產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這就為長期經濟增長注入了動力。生產要素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現為勞動者素質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結合方式的改進,而這三方面都要依靠創新才能實現。創新驅動不僅有助於在要素驅動的後期阻止要素邊際報酬遞減的趨勢,而且還能為經濟增長集聚效能較高的投入要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與需求政策相比,供給政策更符合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文章認為，創新是供給側改革的關鍵,人力資本的提高、企業創新活力的增強和制度創新則是創新驅動發展的關鍵。 　　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曾指出:“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人力資本是以先天的勞動力為基礎,通過後天多種途徑投資而形成的。它是相對於物質資本而言,體現在人身上的,可以用來提供未來收益的一種資本。人力資本不但具有一般生產要素的作用,而且也具有促使其他生產要素提高效率的功能,因此人力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積累是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重要基礎。中國現有的教育模式仍然以獲取知識為中心,強調創新思維和實際動手能力的素質教育模式還沒有從根本上建立起來,導致人才的創新能力不強、創業意識與能力不足。此外,中國人才在體制內和體制外存在收入、福利、激勵手段等方面的巨大差別,體制內的人才缺乏創新激勵機制導致創新動力不足,體制外的人才缺乏創新資源而導致創新能力發揮不暢,體制內、外的人才雙向流動存在醫療、社保、養老等方面的制度障礙。因此,中國進一步消除人才流動的體制性障礙,打破人才身份、所有制等限制,改革人才投資政策、教育制度、培訓制度、戶籍管理制度及社會保障制度等,探索多種人才流動形式,給人力資本積累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形成一支規模宏大、素質優良、結構合理的人才隊伍。 　　企業充滿活力,市場充滿良性競爭,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強大動力。當前,企業創新活力不足是中國創新驅動戰略實施的最主要障礙。在現有的創新體系中,企業常常處於被動創新的配角地位,創新的主動性和創新空間受到較大壓制,嚴重影響了創新能力的提升。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他認為,發展經濟,在對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上,最好的方式是順其自然,靠市場發揮作用,最差的情形是政府跟市場爭奪,說明當時人們就看到了政府與市場爭奪資源配置權的問題,並且認識到應該把這種權力交給市場,順其自然。因此,要改變政府對資源和生產的強大控制和影響,加快完善市場體制和機制的改革,進一步放開市場准入,嚴格破產退出制度,理順市場價格體系和定價機制,通過發揮市場競爭優勝劣汰作用,激發企業創新活力。 　　制度創新是指對現存制度的變革,實質是一個社會以新的更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取代舊的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包括產權制度、競爭制度等正式規則或非正式規則的變革。制度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在於設立新的規則,增加產出的積累；通過改變激勵機制,促進經濟增長；通過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產出增長率。為什麼有的國家可以實現持續增長,而另一些國家則陷入貧困的泥潭不能自拔?什麼是決定經濟繁榮或貧困的歷史力量?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指出,制度變遷決定了人類歷史中的社會演化方式。在經濟發展史上,制度變遷的核心是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之爭。政府干預的最終效果取決於經濟的供給能力,這是因為雖然需求對供給有重大影響,但個人、企業和政府的各種有效需求都取決於其支付能力或購買能力,而支付能力或購買能力取決於其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取決於其生產率,而生產率又取決於其供給能力。因此,與強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需求政策相比,強調充分發揮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強調保護企業和個人的權益(包括產權、自由選擇權和平等交易權等)的供給政策更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這樣的制度創新更有利於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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