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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興中國傳統，走向“左派儒學”？ | |
http://www.CRNTT.com 2009-01-15 07:3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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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怎麼產生的呢？古代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了包括由不同社會地位的人組成的社會禮儀的觀點。通過參加共同的儀式，那些地位更高的人形成照顧他人的感情，因而更願意為公共利益服務。比如，日本和韓國的老板可能喜歡和雇員一起唱卡拉OK。這種儀式是有差別的，老板第一個唱，唱的時間或許還長些，但是經過了一段唱歌和喝酒等後，更親熱的關係得到鞏固，老板就更少可能在經濟困難時期裁員。這樣的禮儀幫助解釋了日本和韓國大公司實行終身雇傭的模式。更常見的情況是這種所有人都參與的儀式幫助解釋了為什麼日本和韓國這兩個在社會上最不平等的東亞國家在財富分配方面相對更平等。 或許有些小國比如挪威相對來說有單一性並擁有大量自然資源，因而能够提供任何方式的平等，但是儒家認識到大多數社會需要做出選擇，要麼成為像美國這樣的採用財富形式表達權力的社會平等社會，要麼成為用表達不同社會地位的被非正式禮儀約束的社會，有權力者不需要依靠物質財富來顯示同等程度的“優越感”。對於儒家來說，後一種社會更好，關鍵是推動包括有權者和無權者在內的共同禮儀，讓有權者感受到和無權者的共同體意識，因此不大可能通過物質財富這樣的其他支配形式。 西方社會主義者和儒家的另一個差別是前者在政治權、公民權與獲取物質平等的經濟權利發生衝突的時候，往往選擇政治權和公民權。美國憲法表達了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基本自由傾向。即使像約翰?羅爾斯這樣的左派自由主義者沒有多少論證就認定如果公民權、政治權與經濟正義發生衝突，前者優越於後者的原則。羅爾斯確實允許近於餓死的非常貧困的社會有優先獲取食物的權力，但是這是西方大部分左派在為了經濟權利的利益而犧牲公民和政治權利時願意走的最遠極限。 在東亞，不僅中國共產黨說生存權是第一位的。國家有義務為物質貧困者提供幫助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這和西方政治史不同，在十八世紀前的西方，貧困被看作社會穩定問題或者慈善問題。因此，在發生衝突的時候，為人民提供生存保障的義務被普遍看作是超越其他政治權利的價值不應該讓人感到吃驚。中國或許超越了“羅爾斯式的最低生存限度”，意味著很少中國人處於挨餓或者營養不良的狀態，但是民主應該再等一等，直到經濟進一步發展後再說的觀點並不像在西方左派圈子裡引起的爭議那麼大（當今中國的民主權利是否和經濟發展衝突是個需要實證調查的問題，但是在問題不這麼清晰的地方，甚至獨立的左派中國知識分子也不願意強力鼓吹現在就實行民主）。另外一個例子是為了給經濟發展提供穩定和有秩序的環境而限制人民的自由流動的中國戶口（家庭登記）體制。戶口體制在鬆動，但是在向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移民仍然受到限制，這樣的限制並不像在西方那樣可能引起那樣大的爭議。 4．和陌生人的團結 團結是社會主義傳統的核心價值（對自由主義傳統就未必如此了）。在西方，社會主義者已經提出了實現團結的不同手段。對於法國革命者來說，他們的任務是改變政治體制以及等級差別的社會實踐，比如禁止使用正式的人稱代詞（vous）而選擇非正式的人稱代詞（tu）。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通向團結的道路在於暴力的階級革命和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民主黨則認為國家通過推行公民權利平等的手段實現團結的價值。 儒家實現團結的方式在手段和目的上都和他們不同。這個思想表現在《大學》著名的開頭一段： 窮究事物的道理，然後才有知識；有了知識，然後才能意念精誠；意念精誠，然後才能思想端正；思想端正，然後才能修身；自身修養好，然後才能治家；能治好家，然後才能治國；能治好國，然後才能使天下太平。（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關係紐帶從家庭開始被延伸到他人，到國家最終到達整個世界。但它的目的不是人人都平等對待的全球團結。相反，關係紐帶隨著向外延伸而強度越來越弱。人們也許對待陌生人很好，但是肯定沒有達到像家庭成員那樣的愛的程度。 這個“差等的愛”的理想是如何實現的呢？儒學強調了兩個機制。第一個是在家庭內學部習關愛和照顧他人。然後用家庭成員的標簽和模式推廣到非家庭成員身上，從而把這種關心延伸到其他人。比如，在中國，好朋友和校友之間總是以兄弟姐妹相稱，畢業留校的輔導員稱學生為弟弟妹妹，在最好的情況下，老板和雇員之間也用家庭一樣的語言相互稱呼。家庭稱呼的這些術語向非家庭成員的延伸比大部分西方語言都更廣泛，這有助於東亞社會的團結。 儒學團結還通過教導和提升人的道德的禮儀來實現，尤其是在競爭性關係的情況下，這種競爭如果不帶來戰爭，至少可能產生敵意和對抗。儒學想當然地認為人類欲望能够破壞社會合作，我們的任務是將這些欲望文明化而不是壓抑這些欲望。這對於“勝利者”那些有權力有社會地位的人尤其重要。他們要以文明的方式行動，在旨在將人類欲望文明化的儀式中表現出謙遜和尊重。這些禮儀在過去和現在的體育運動中表現得特別突出。讓我們看看儒家對於君子射手的描述：“君子沒有什麼可爭鬥的，如果有所爭，一定是射箭吧。射箭前要互相揖讓然後登堂，射箭完畢走下堂來，要相互勸酒。那是君子的競爭。”（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3.7）這和日本相撲的儀式相似。這樣的禮儀也指導了在西方國家中的體育運動，人們很快會想到的是幫助把摔倒的對手起來的禮儀，足球比賽結束後交換被汗水濕透的短袖衫等，但是禮儀在受儒家影響的東亞社會中發展起來的體育活動中處於更核心的地位。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中國的金牌獲得者往往表現得更謙遜，對對手更友好，這或許是受到奧運會前進行的講文明運動的影響。同樣道理，中國觀衆一般來說也更尊重其他參賽隊伍或者運動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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