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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體 傲慢與偏見 | |
http://www.CRNTT.com 2009-07-10 10:59:29 |
第二招,厚此薄彼,讓自己支持的一方擁有更多話語權。 《紐約時報》發自烏魯木齊現場的報道(題為“衝突凸顯種族分歧”)開頭頗為煽情:一些戴著面紗的女子,透過面紗注視著包圍她們的武警部隊,有些人把失蹤家屬的身份證舉在空中。她們舉起拳頭,眼含淚水,要求釋放孩子,釋放丈夫。她們的孩子、丈夫在幾天前的騷亂中被警察帶走。 明顯的傾向性在報道中顯露無遺。這幅略帶悲愴的畫面,宣揚著西方推崇的對親屬的愛,平民面對擁有“暴力”的警察時的勇敢,但它沒有說,他們的親屬是犯罪嫌疑人,也沒有去傾聽那些無辜死難者的家屬的聲音。需要,則取;不需要,則舍。《紐約時報》的社論援引了“大赦國際”的觀點,而《華爾街日報》幹脆刊登題為《真實的維吾爾故事》的言論,作者恰是被中國官方認定是暴亂組織者的熱比婭。 但是,這些媒體在報道西方國家的騷亂時,卻又態度全然不同。1992年4月,因為白人警察毆打黑人羅德尼·金,美國洛杉磯發生騷亂,布什總統派4500名聯邦官兵進城。路透社的報道開頭就說,士兵如何在城內巡邏,并在電訊稿開頭援引布什總統的話說:“我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複秩序。”而當中國發生烏魯木齊7·5事件時,中國官方的聲音總是刻意地被蓋住,遠在海外的流亡人士卻成了主要信源,可謂舍近求遠,舍本逐末。 第三招,玩弄文字,給中國貼上標簽。 西方媒體對詞語進行精心選擇,以“巧妙”地顯示其用意。對於新疆事件,多數西方媒體用了騷亂(Riot)一詞,對殺害了156人的暴亂分子,卻沒有用暴徒(Mob)這一說法。但部分漢族民衆上街後,《金融時報》發表題為“暴徒向維吾爾人發動報複”的文章,文章寫道,有些聲音,維吾爾居民不會忘記。在維吾爾人主導的騷亂後,木頭和鐵器拖拉在人行道上的聲音打破了寂靜,讓所有聽到的人望風而逃。 在中國政府采取措施恢複秩序時,西方媒體習慣用一些詞語表明自己立場,在報道素材的選擇上,也著力體現其“良苦用心”。比如,說鎮壓(Crackdown),比如像《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所說,中國向新疆揮動“鐵拳”。而對於暴力犯罪,則淡化為抗議者(Protester),澳大利亞的《時代報》走得更遠,把暴力行動的策劃者熱比婭稱為“和中國戰鬥的鋼鐵女人”,英國《衛報》也特意刊登了贊頌熱比婭的一篇人物特寫。 第四招,拼凑材料,以看似不公正的背景材料來實現其不公正的目的。 英國《每日鏡報》在導語簡要介紹死亡人數後,筆鋒一轉寫道,烏魯木齊的騷亂數千人卷入,引發該地區的大量安全鎮壓,在新疆,維吾爾族“長期抱怨受漢族統治者的壓制”。《紐約時報》的報道也稱,許多維吾爾人講突厥語,信伊斯蘭教,痛恨漢族的統治,中國安全部隊20世紀90年代以來加強對這一盛產石油地區的統治。 這些媒體對中國政府多年來優待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少數民族政策只字不提,對絕大多數少數民族與漢族的友好共處只字不提。 長期戴著有色眼鏡看中國,西方媒體多年來對中國的刻板成見太深。在貼上“共產主義中國”後,所有不同政見、所有反對政府的聲音、所有騷亂都想當然地把板子打在中國官方身上,當自身偏見超越客觀之後,媒體本身的公信力也成了問題。 另外,西方媒體的傲慢和自我中心也是偏見產生的重要原因。舉個簡單的例子,“9·11”後,美國媒體毫無理性地愛國,反恐成了政治正確,而且要求世界各國遵從;美軍入侵伊拉克,美國媒體被裝進美軍戰車,不停發回報道炫耀又打死多少伊拉克人。而中國允許外國記者去新疆采訪,卻被指責為官方安排,看不到實情,雙重標准體現得淋漓盡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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