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

上海世博，尋找中國價值觀

http://www.CRNTT.com   2010-01-11 11:13:58

從WTO到世博 　　在西方社會看來，1949年以後的中國先後經歷了國際體系的“挑戰者”、“改革者”和可能的“維持者”等角色的轉變。1950年代，中國被視為對西方的一個主要挑戰，1960年代甚至一度被視為國際體系中最具激進色彩的革命國家。隨著中國在1970年代初嘗試打破孤立狀態，並在1970年代末啟動意義深遠的改革，這種形象開始發生變化。 　　鄧小平的歷史功績在於，他使中國與外部主流世界的關係具有了一種全新的性質與態勢，從原先的緊張和對峙局面，轉向一種新的求同存異、合作對話，中國越來越成為現有國際體系中的一個建設者、負責任大國與“利益相關方”。 　　而2001年12月11日中國成為WTO的第143個正式成員，則意味著中國國內體制與世界規則的全面對接，標誌著中國進入全面開放的新時代，也表明中國完全成為一個世界體系內的大國，成為現行體系中的一個正式成員。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國際實力的不斷增大，國際社會日益關注中國的快速發展及其對世界的影響，“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責任論”交替出現。面對壓力和疑惑，我們第一次不得不對中國將以何種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發展後將如何與國際社會相處等問題做出回答。2004年，中國提出走“和平發展”道路；2005年，中國又首次提出了建設“和諧世界”。這是兩個相互聯繫的概念，“和平發展”強調中國發展的道路，“和諧世界”強調中國發展的目標，二者的著眼點都是如何處理自身發展與外部世界的關係。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則標誌著世界欣然選擇了開放的中國，這是日益開放繁榮的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新篇章，也是對中國經濟實力和國家組織能力的一次集中檢閱。中國人一直希望奧運會向世界展示一個富強的中國，而奧運會確實如預期的那樣，取得讓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的效果。 　　金融危機進一步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最簡單的一個事實就是，這次危機要是沒有作為國際經濟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的參與就很難解決；同樣，沒有中國的參與，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也建立不起來。這與過去“繞開中國，地球也照樣可以運轉”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日前，英國《金融時報》在《美國在摸索如何適應中國語調》的社論中指出，美國總統以無可爭辯的權威姿態訪華、在從人權到匯率高估等問題上給中國“上課”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按照現在流行的說法，形勢已逼得奧巴馬被迫扮演一貧如洗的債務人角色——他正拜訪苛刻的銀行經理，要求再貸一筆款子。 　　隨著中國在金融危機中重要性的凸現，中國的國際輿論環境也隨之改觀。北京奧運會前，西方對中國的批評達到了頂點，很多批評都屬意識形態領域，比如人權和民主。而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的官方對中國意識形態的批評相對淡化。出於需要中國幫助渡過危機的考慮，在打價值觀牌或者人權牌上有所收斂，轉向低調。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利用西方對中國的需要，就可以換取某種政治利益，因為西方政治的多元性依然存在。 　　對中國來說，要和國際社會溝通，就需要確立自身的外交話語，要表明自己的價值觀。這種價值的產生並非中國一廂情願。一種能夠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價值，必須在結合中國本身經驗的基礎上，在和外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互動過程中產生。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