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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懺悔的可行性路徑

http://www.CRNTT.com   2010-11-16 14:00:49  


 
  同样温暖人心的片段,也发生在关秋兰的“文革”历程里。1970年代,关的一个已上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晚上偷偷回来看她。在她没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学找到她,向她道歉说,“我爸妈跟我说,你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晚上偷偷约会没有“解放”的“反动分子”,这在当时是有巨大风险的。关秋兰一直內疚于一件事,当时学校一个叫李洁的教务员在日军占领北平时,曾和一日本商人结婚。因为怕李洁的“问题”会连累他们,所以一直不敢和李洁说话。

  当年的北大附中的主体为军队、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的子弟,关秋兰班上工农子弟不足10人。同样的情形也在程璧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周总理批示“从小培养,打好基础”后,1965年,五千多人报名者中仅招录四百多。近半个世纪过去,两位老师仍沿用“孩子”二字而今直呼已年逾六十的学生们,“孩子们都很优秀。”

  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內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我们:“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郭灿辉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準。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

  她援引那句“哀而动人”的口号来评价身边的致歉:从前做牛马,现在要做人。

  (作者:朝格图 杨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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