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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要說真話,說自己的話

http://www.CRNTT.com   2010-12-24 13:53:23  


 
  1980年,那時我雖然還沒有徹底覺醒,但我找到了自己的治學方法。我撰就《論胡適20年代的世界觀》,寄給《哲學研究》。過了幾個月,突然有編輯部的人來找,誠懇地說,你的文章中哲史組一致叫好,推薦給主編;他認為要慎重,決定邀請五位全國知名的專家審查,結果認為觀點不妥,不能發表,十分抱歉。來者是日後成為好友的蒙登進兄和一位姓張的女編輯(非常抱歉,我忘了她的名字)。其實它並沒有什麼驚世駭俗的東西,僅是不同意把胡適提出的自然主義人生觀說成是唯心主義的渣滓。應該說明,這不是正常的匿名審稿。他們是以僵化的意識形態框框為尺度,壓制不同的學術觀點。五個人裡面,有兩個人我知道,一個是人民大學石峻教授,他不同意我的觀點,但表示應該發表;堅決反對的是中華書局總編輯李侃,他是主流歷史學的代表人物。就這樣,文章不能夠通過審查。三年後,此文才在《近代中國人物》第一輯上原文照刊。

  魯迅反專制,但他不知道現代社會是怎樣的,所以他把蘇聯作為榜樣和理想。其實真正了解人類理想、現代社會的人是胡適,這個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我也研究陳獨秀、李大釗這些早期的共產主義人。我是兩方面看:一方面他們都贊成自由、民主,我很認同;另一方面他們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我也認為是對的。

  當時他們是從自由民主角度來論證社會主義的。像李大釗,他講社會主義是從民主的角度講,他認為社會主義也就是民主在現階段的表現。

  這在我的第一本書《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也有反映出來。我在哲學系教的是中國哲學史,特別是後半段近現代的哲學史。中國其實沒有純粹的哲學,實際都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會接觸到很多現實問題。我從原始資料做起,得出的結論就和別人不同。在當時,這本書拓寬了整個學科領域,也做出很多創見,對馬克思主義還是肯定的。

  我真正徹底地醒悟應該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所以我是後知後覺者。90年代初寫了《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那是我學術生涯進入成熟階段的標誌。這本書對傳統的歷史,對近現代人物的研究都是很顛覆性的。許多流行很多年關於晚清研究的歷史觀點,我都不同意的,例如對林則徐、郭嵩燾、李鴻章、曾國藩和對外國在華傳教士的評論。

  1994年我退休以後出了一系列的書,學術成果看起來更多些。退休前出了兩部書,退休後有十來本吧。當然,之前大量閱讀的那些書籍對我很起作用,包括李大釗、梁啟超、胡適、王星拱、杜亞泉等人的書籍。我的那本《中國現代哲學史稿》裡有專章、專節的三十多個人,大體是別人沒有好好研究的,後來好些研究這些人的都要來找我。

  後面之所以能夠不斷有新的觀點出來,那是跟治學的方法有很大的關係:我要研究一個人物,我就力求全面去讀他的著作。魯迅有句話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就是要知人論事,最好的辦法就是按年去讀他的作品。很多人對前人的論述不對,只是籠統講他的思想。而我是分幾個段去講一個人,脈絡分得比較清楚,研究他的思想演變就很準確了。另外我根本不相信人家怎麼講,持懷疑態度。

  我越來越體會到:歷史在哪裡扭曲就要在哪裡突破;要說真話,說自己的話。我的真話和自己的話從哪裡來,我的學術成就就在哪個地方。我的學術重心有很多是為了恢復歷史本來面目。因為我知道我有一個重任就是摧毀虛假的歷史現象、摧毀那些束縛中國人的思想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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