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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非遺”：古琴、昆曲和香

http://www.CRNTT.com   2011-04-28 14:10:09

小姑娘戴曉蓮猶豫了，但她又在九叔公家里看到不少青年人來學琴，極其虔誠的神情甚至讓她困惑不解。“有一個叫馮舜欽的，是開公交車的，他痴迷古琴，彈奏，還在民間搜集。他三天兩頭來九叔公家，有時候為了一句旋律的精准表達，他不惜反覆彈上一百多遍。來得最多的就是吳文光、龔一、成公亮和林友仁，應該說他們是古琴沉默年代的中青年古琴家。龔一、林友仁住在上海，自行車一蹬就到，吳文光和成公亮在外地，要利用來滬出差的機會來拜訪九叔公。有一次，吳文光帶來了他的新改編曲《瀏陽河》，來九叔公家一彈，大家都興奮得不得了，原來古琴還能演奏符合時代要求的音樂！我對新事物也是很有興趣的，當即討教吳文光，九叔公馬上對吳文光說：‘對！教教曉蓮！’轉而又自嘲：‘吾已老朽，彈不了了。’” 　　在張子謙“太笨了”的溫和責備聲中，加上油氽花生米的刺激，小學生戴曉蓮慢慢學會了看減字譜，簡單一點的古曲也彈得有點像了。九叔公家里來了客人，也會讓初生之犢為客人獻上一曲。“到了十三四歲，我就能彈他的老三曲《龍翔操》、《平沙落雁》、《梅花三弄》。那時他就誇我指力好，彈得輕重強弱各有分寸，他對我指甲的天生條件也很滿意。指甲的好壞在於，一是硬度，二是甲面的大小和弧度。在我考大學時考官還考察考生的指甲條件，現在根本不提了。”戴曉蓮說。 　　“文革”終於收場了，彈古琴不再避人耳目。張子謙成了出土文物，來拜訪、看他彈琴的人越來越多，戴曉蓮由此見到許多古琴界人士，有些名頭還是很大的，比如沈仲章。由此她發現在中國玩古琴的還有這麼多人！也因此，她真切地感受到古琴家之間的情誼與人品，真如古詩所形容的那樣，絕對是高山流水，以心相托，或者清風明月。在這種氣氛熏陶下，加上自己的勤學苦練，戴曉蓮琴藝突飛猛進，1983年，她就與張子謙、沈仲章等大師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古琴打譜經驗交流會。 　　一個學生，一個老師 　　打譜，這是什麼玩意兒？簡單地說吧，中國歷代流傳下來的古琴曲譜有150多種，其中已經有700多首古曲沒有音響資料，也就是說後人不知怎麼樣彈奏，成了“絕響”。在古代學琴，一般是師徒口口相傳，琴譜只注明指法，不表明音符、音節的長度，不像五線譜那樣嚴謹記錄每一音符的高低、強弱、長短，拿起來就可演奏。那麼要使死去的古琴曲複活，必須由後人根據傳世的減字譜，悉心領會古曲的詩意與境界，慢慢破譯旋律與音符長短、輕重、徐疾、抑揚等密碼，使之成為一首可以演奏的曲子。這情景有點像給古文斷句、補字，但難度又遠遠不止這些，還得加上注釋，今譯等。一個大師級的古琴家，比如張子謙，一生中也就臨深履薄地打過十來首譜。 　　“打譜是很難的，過去說是‘三年一大曲，三月一小曲’，打成一首大曲需要三年時間，打成了，要在圈子里試奏，大家認可了才行。專家不認可的話，你就白幹了。打譜如同作曲，有琴家個人的藝術創作在里面，也是琴家演奏風格的體現。”戴曉蓮說。 　　張子謙在“文革”前就受聘於上海民族樂團和上海音樂學院附中，70年代後他被聘為上海音樂學院古琴專業教師，上音的古琴專業就此恢復。後來他又被聘為上音音樂研究所的特約研究員。那時候，戴曉蓮除了見到許多國內的古琴專家，還看到香港以及美國、日本等地的古琴家也相繼來上海拜訪張子謙。 　　中學畢業後，戴曉蓮就考進了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這一年民樂系只有七個學生，其他六個都是從附中直升上來的，只有她一人是外招的。而整個古琴專業的學生呢，只有她一個人，第一個老師就是她的九叔公張子謙。這個情況很滑稽是不是？教是一樣教，區別僅在於從家門轉入校門，張與戴確定了官方的師生關係，上音則有了一個古琴專業。主要原因是上音沒有專門的古琴老師，後來教戴曉蓮的老師如姚丙炎、龔一，都是外聘的。看上去像做遊戲一樣，但自古以來的口口相傳提升為現代藝術教學模式。 　　孤獨，並忘情地彈著古老的琴，這情景倒有點像坐在小溪邊彈琴的俞伯牙。果然，1985年畢業時戴曉蓮發現自己成了多餘的人，當時大學還是包分配的，但整個上海沒有一家單位有位子給她。其時，在《鄉戀》突圍之後，鄧麗君的情歌在嚴打之後還是像“一枝黃花”那樣瘋狂遍及神州大地，緊接而至的是台灣校園歌曲，再後來，輕音樂和電子音樂攜手而至，占領大小音樂會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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