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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為什麼我們需要懺悔

http://www.CRNTT.com   2011-08-03 11:03:45

對此，要坦率承認，缺少悔過和懺悔正是我們的民族對“文革”反思的一個致命缺陷。即使那些被譽為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文革”回憶錄中，也鮮少聽到懺悔的聲音。不是沒有人呼籲，從“文革”結束到現在，30多年間，有識之士對我們對“文革”的遺忘和不懺悔，不斷呼籲，巴金老人先前就孤獨地不遺餘力地倡導建立“文革”博物館，但多數人出於某些考慮，拒絕懺悔。 　　什麼原因促使多數“文革”親歷者在面對歷史時，不敢承認過錯，為自己的靈魂懺悔？我想，可能出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從文化看，在我們民族的文化基因裡，缺少懺悔和贖罪的傳統。中國的文化被李澤厚稱為“樂感文化”，以區別於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東鄰日本的“恥感文化”。如果說，“罪感文化”依靠啟發人的良知，並通過懺悔和贖罪來減輕人的內心的犯罪感，那麼，“樂感文化”正如這個名稱所顯示的，它更重視現世的快樂，企圖通過在人的倫常日用的人生快樂中實現超越，這也就不可能給懺悔以位置。因為懺悔的前提是正視罪的存在。 　　中國文化的這一特點，根源在於性善論，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因此，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缺乏對人性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認識與反省。我們的文化有懊悔、悔恨、悔過、悔悟、追悔莫及、悔不當初等，但就是沒有悔改，沒有對生命的懺悔，充其量，我們只能做到“認識錯誤並加以改正”，但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罪為何物。用學術的語言說，人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是無欠缺的存在，並未犯有不完善罪，因而無需懺悔。 　　除此外，中國文化在主流上是非宗教的，不設定一個超越的、終極的、無限的存在為人的信仰對象，而懺悔恰恰需要這樣一個無限的信仰對象存在，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一樣。另一方面，中國人雖然缺乏同一的超越的信仰對象，但又必須有所信仰，所以中國文化採取了將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也就是把那些曾經存在過或正存在著的政治、軍事、文化領袖，作為神化、信仰的對象，他們被認為是以國為家的精神家長。對於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們的主導意識是服從。這說明，中國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為個體，缺乏在內心法庭中審判自己的能力，他們可能會向“家長”認錯或控訴，但不會向無限者懺悔。（這段解釋參考了學者王曉華的觀點） 　　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樂感文化”實際與日本的“恥感文化”是一致的，而迥異於西方的“罪感文化”。所以，面對納粹德國給人類造成的災難，德國總理勃蘭特可以向波蘭人民下跪謝罪，日本則做不到這點。中國出現的則更多是控訴。每當社會災難過後，我們的民族中就會湧現出無數的控訴者，向世界傾訴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訴意識發達而懺悔意識近乎於無，是中國人的集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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