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

一樁醫院血案的背後（下）

http://www.CRNTT.com   2011-10-16 08:13:20

龔美華說，王寶洺最早對徐文的手術產生懷疑是在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拿到核磁共振影像學報告時。2006年10月23日，王寶洺從同仁醫院完成“全麻支撐喉鏡下CO2激光右聲帶擴大切除術”後出院。同仁醫院的法律顧問金小兵向本刊記者介紹，由於他出院的時候，手術中送病理科檢驗的標本結果還未出來，所以醫院方面的囑咐是一周後要進行門診複查，根據病理回報結果來確定下一步的治療方案，如果結果是陽性，就要考慮進一步放療或者喉部分切除手術。“而當10月25日病理反饋出來時，醫院特地打電話通知他來複查，他沒來。”金小兵說。龔美華的解釋是，雖然沒有複查，但他們是嚴格根據同仁的要求，去一家有放療設備的醫院，也就是腫瘤醫院繼續治療。放療前，腫瘤醫院的醫生需要核磁檢查來判斷病情，於是在2006年11月1日的核磁診斷報告單上，就有這樣的表述：“右側聲帶較對側略增厚。”王寶洺認為，這充分說明了徐文沒有真正做右聲帶切除術。之後，由於腫瘤醫院放療科大夫外出，王寶洺在海軍總醫院放療，從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一共接受了7000拉德的放射劑量。2007年7月21日，王寶洺因呼吸困難再次到同仁醫院就診，檢查後發現是喉癌複發堵塞喉聲門區，醫院於第二天施行了“氣管切開術”。按照龔美華的說法，實際此時他們已經對同仁醫院失去了信任感，之所以還在那裡就診，是因為當時王寶洺情況緊急，“從家出發到同仁醫院，有公交車就能直達”。在情況稍微好轉後，王寶洺便辦理了出院手續，經過打聽，找到了腫瘤醫院擅長治療喉癌中晚期的吳雪溪主任醫師繼續治療，並最終聽從他的建議，做了“全喉切除、雙頸淋巴結清掃、胸大肌皮瓣修復術”。 　　在王寶洺家人和朋友的記憶中，在最初“解決疑慮、討個說法”的階段，只和同仁醫院有過一次不愉快的接觸。“那次是我陪著王寶洺夫婦去的，我還拉上了一個北京大學畢業的朋友。去之前我們就商量好，這次去只是讓他們把手術過程中存不存在問題講清楚，不要談賠償。”萬永慶說，“結果我們到早了，同仁那邊主要負責談話的人還沒來，一個小姑娘先接待我們。王寶洺向她抱怨，都是因為自己事先包好的1萬元紅包沒有送到，徐文的手術才沒做好。小姑娘就接過話說，實際也不是，徐文當時把喉鏡一撐開就後悔了。我們就要追著往下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手術前檢查不充分？是不是在病情比預想要糟糕的時候，徐文還堅持原有方案導致了手術失敗？但這時主要談話人就過來把話題岔開了。我們的想法是讓他們把手術之前一系列準備工作都做了什麼給寫出來，這樣就可以對照診療規範，判斷出他們的不足之處。這位談話人不願意寫，他只是模棱兩可地說‘該做的肯定都做了。’”那次談話後，雙方還約定了第二次會面，“但是臨時取消了，我估計是上次談話，讓他們感到我們不是那樣好打發的”。萬永慶說。 　　在這個階段，王寶洺很想和徐文見面。“他幾次去過醫院，想親自問問她手術的情況，徐文都不在。”龔美華告訴本刊記者。本刊記者了解到，一般醫院處理醫療糾紛，都會派醫務部有法律背景知識的工作人員和相關科室的其他大夫，共同來向患者及家屬解釋，涉及糾紛的醫生往往不會出面，這是為了避免矛盾激化。但對於王寶洺而言，徐文沒和他開誠布公地溝通，反而加重了他心頭的怨恨。王寶洺的姐姐對本刊記者說，法庭開始審理後，她曾經去醫院找過徐文。“我看到她正在看病，走過去說，忙著呢？別再瞧壞幾個病人。徐文看上去很冷漠，她不願意和我說話。她背過身去，打電話給醫務部，讓他們來接待我。我只是想聽聽她自己是怎樣總結那次手術的，回家好轉述給弟弟。也許這樣就能互相理解呢？” 　　與醫院直接對話不成，王寶洺經朋友介紹找到了燕園律師事務所的魏崇德律師。魏崇德提議他先去咨詢一位在北京市衛生法學會醫療糾紛調解中心工作的朋友，看能否調解。這是在醫院協商解決與法院訴訟解決之間，又一條醫療糾紛的化解路徑。“法庭做出判決不能達到息訟的目的，雙方怨氣還在，並不利於社會和諧。如果通過調解，醫患雙方達成一致，那就最好不過。”一位經常代理醫療糾紛案件的律師對本刊記者說。調解中心在2005年成立，政府沒有做大力宣傳，也不為人所知。“主要過去我們的運營經費是由保險公司支付。百姓會有一種印象，既然我們的錢來自加入醫療責任保險的醫院所繳納的保費，我們在調解時就會偏向醫院。”自成立以來就在那裡工作的一位調解員這樣告訴本刊記者。在今年5月30日，調解中心更名為北京市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簡稱“醫調委”)，運營費用也改為北京市財政局撥付，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第三方調解機構。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