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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辦色彩讓運動會成千夫所指 | |
http://www.CRNTT.com 2011-10-28 10:38:48 |
對於“農民”,歷史性地細分下去,1950年代以前,農村人口可分為農民和士紳階層(階級),實際上好些士紳本人都是能卷起衣袖做農活的農人,“三農”利益往往由這些人表達。1950年代以後,階級鬥爭成了主流意識形態,農村人口又可分為敵我兩個陣營,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是一個陣營,貧下中農是一個陣營,在貧下中農中又分與大隊書記(權力)關係遠近親疏,能進城做工人當幹部的少而又少,但這些鄉村之驕子進城站單位後,不管有沒有做過真正意義上的農活,具備真正意義上的農齡,倒以“貧下中農出身”或“農民子弟”為炫耀,以代表“三農”自雄,以具有樸素階級感情自況。就是農村戶口的村(大隊)書記,也大多不做體力勞動,不做農活,而是根據上級的指示,在鄉村行政,督促下面的生產隊和農民完成上級下派的各項任務。這些人“代表”三農不證自明。所以,“農民”中已夾有不少“非農民”,“非農民”而又往往代表著“農民”,至少不敢或不能理直氣壯地代表農民說事(否則會被指責有階級立場問題),就像當今各行各業的國人毫無感覺地被別人所代表一樣。比如當年由合作社一下子轉為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大辦食堂,不是一些人拍著胸脯代表農民說好麼?那個時候,真正的農民是沉默的,不作聲的。 在我們國家,農民身份與農民內涵相分離是一種既定事實。 中國社會二元結構問題露出水面是20世紀90年代的事,大家開始意識到它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一個障礙。20年眨眼過去,打工潮汹湧未息,一撥又一撥農村人子弟撲進城市,不少工齡在十大幾年,要是碰上1949解放關口,他們准能獲得“產業工人”或“城市貧民”這樣一個革命成份,頭上罩著灸手可熱的政治光環,會有一定的工資收入等待遇,風光好一陣子。可國家現在不講這個了(國有企業職工都紛紛下崗),因而他們中絕大多數依然是“農民工”身份,如果在城里辦什麼農民集會——農民集體亮相,這些農民工倒派上用場呢。這意味著什麼呢?他們既不是城市居民(自然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種種國家優惠,其子弟在上學問題上就受到限制),也不是正規意義上的企業工人,仍然是農民(身份)。但他們中有不少人多年不做和不懂農活,又能叫他們農民麼?如果某地開農民運動會或農民戲劇節或農民合唱團,他們則有可能被挑選上,他們被稱為“新時代農民”。我們的宣傳媒體會高調宣傳:這就是中國新一代農民意氣風發的形象!但是,他們離鄉背井久矣,並不是農民了。 毫不誇張地說,如同城里出現“招工荒”,農村已出現“農民荒”。正是特有的農活、工序、相應產生的情感——與山場土地、與家人、與鄰居、與天與地、與農業的情感,農民才是結結實實的存在,這樣的勞動者才能叫農民,這叫農民倫理。或者說,跟各行各業有各自的倫理,農民也有農民的倫理,不說別的,就說所伺弄的土地,要著眼於永續利用長遠發展良性循環,而不像現在有許多鄉村耕作粗糙粗放,僅靠農藥化肥取糧食,連田間路道也不去修整(大的村道公家出錢硬化),寧可聚眾打牌(或小賭或大賭),傳統的農民倫理差不多消失殆盡了。最近我回了一趟下放地,那時我挑水的小路人來人往的,每年也會修整,現在茅草齊膝,一派荒蕪,在家的多是老弱病殘者。 這些年農村人口(以中青年為主體)紛紛流向城市,具體說來,許多中學畢業或未畢業的鄉村學生,早已從學校畢業或未畢業的留在鄉村的中青年,為生活為尊嚴為自我價值的實現前赴後繼湧向城市。他們能在城里務工掙更多的錢,他們當然會拋棄農活。就是說,這些人在在生存生活及心理上向非農民轉化。但是,因為他們是農村戶口,也分有責任田責任山,同樣享受國家對三農的優惠政策,即可獲得國家的某些補償。我的意思,不是說這些人不應該得補償,而是指,他們是憑農民身份而得到國家的補助款,而不是憑作為生產生活於農業耕作——作為一個真正的農民接受這樣的錢款。就我所知,當前鄉村許多田地拋荒,而國家的扶農款仍分戶發放,因為許多農村人外出了,許多村幹部悄悄把上面按田畝發放的款項占為己有,一筆糊塗帳。對上面對外面,村幹部說“代表農民”,其實他代表他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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