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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中國“站起來了”的歷程 | |
http://www.CRNTT.com 2012-01-28 09:54:30 |
兩次正確“站隊”的重大意義 從以上三個方面看,民國時期代表中國主權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後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國際政治行為是相當成功的。尤其是與既顢頇自大一味虛榮,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諳世情的清朝相比,這個時期中國的外交進步非常明顯。 我們只要看一個基本事實:1840年以來的清朝,和平、統一的時段比民國長,1840年時清帝國與列強的實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連串的喪權辱國。而基本處於“亂世”之中、國力相對更為孱弱的民國,在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這兩個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對此不能不給予公正的評價。 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當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對外依附,他們彼此之間以及與中國其他政治勢力之間,也為此互相抨擊。但平心而論,這兩個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與國內其他政治勢力相比,還是最小的。 這或許不是因為他們更加“愛國”,而是因為他們的談判地位更為有利,但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是“兒皇帝”,也都沒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國勢力的附庸。他們的領導人也希望獲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內戰和鎮壓國內反對派,但畢竟這些領導人不需要“國際”的批准與“遠方”的任命。 由於實力不強,他們在盟國中也受過氣,但就說蔣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為吧,他在抗戰最危急的關頭,對幾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國人,也還是敢於頂撞的(頂撞的對不對是另一回事),而不會百依百順,更不至於為消除“為首者”的懷疑,就主動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民國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現在那個時代國際政治的兩次大變局,即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都進行了正確的“站隊”。 應當說,這並不容易,因為珍珠港事件前,美國長期實行孤立主義,並沒有刻意“拉攏”中國,而英法那時被視為衰落中的列強,對急於“崛起”的中國來講,其榜樣的魅力,遠不如後來居上、成功“趕超”的新興強國德、日當時世界上一些急於翻身的老大帝國,如奧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較親德的。而日本對北京政府、德國對南京政府的影響,也曾經非常大。 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在關鍵的變局中何以能選擇與英美法而不是與德日結盟(一戰中日本雖屬協約國一方,但中國參戰是支持英法,與日本無關)? 主要的原因,當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國又是日本的盟國;而列強之中,美國在近代欺負中國最少,並且在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中國收回利權運動和抗戰等主要關鍵問題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國。 但應當說,辛亥後孫中山以下許多國民黨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國自容閎留美運動和庚款辦學以來)對中國教育的影響,以及早自晚清徐繼畬、郭嵩燾以來“反法之儒”對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國人搞民主共和,儘管“尚未成功”,中國人也並非不知民主國家對外也會自私,但對民主共和的向往,還是明顯影響了中國人在國際政治中的傾向性,甚至激進的中國人對蘇聯的好感,在相當程度上也與此有關(當時很多人都把蘇聯的制度想象為一種最激進的民主)。這些潛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視。 兩次“站隊”,對中國國家權益的增進是非常顯著的。眾所周知,二戰時的“站隊”,使中國成了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當時俗稱“五強”),這是多少比中國發達的國家幾十年夢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體現“中國站起來”的最大標誌性事件(下文還要提到)。 而一戰時“站隊”的收獲,今人很少談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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