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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燒“大躍進”

http://www.CRNTT.com   2012-01-31 11:27:36  


中國垃圾焚燒項目發展很快,但起點低,污染控制非常困難。圖為距離垃圾焚燒廠百米左右,一棵枯萎的小樹。CFP
  中評社北京1月31日訊/“中國垃圾焚燒項目正大幹快上,但如何控制污染以及緩減‘鄰避運動’還未做好準備”《新世紀》雜誌2012年第2期登載記者於達維的文章“垃圾焚燒大躍進”,詳文如下:

  從2008年起至今,在中國爭議不斷的垃圾焚燒,正在演變成一場投資盛宴。
 
  “十一五”的後三年加上“十二五”共八年時間,是中國垃圾焚燒產業的黃金時期——上海環境衛生工程設計院院長張益,近日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垃圾發電展望論壇上如此預言。
 
  財新《新世紀》從這次會議上獲知,目前中國建成和在建的垃圾焚燒廠,總數超過160座;而“十二五”期間規劃的垃圾焚燒廠超過200座。也就是說,未來四年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數目可能增加2到3倍。
 
  ■ 千億元蛋糕
 
  增勢日益凶猛的垃圾如何處理,是擺在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面前的難題。
 
  目前,中國每年生活垃圾產生量超過3.6億噸,其中城市生活垃圾1.5億至1.6億噸,約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並且以年均8%的速度增長。
 
  在垃圾處理方式上,中國以填埋、焚燒和堆肥為主。填埋是目前主要方式,占比近一半;焚燒占比12%左右;堆肥不到10%;仍有30%的生活垃圾未能處理。
 
  張益說,雖然填埋是主要方式,但處理比較初級,而且有占地多、臭氣不易控制、穩定周期長、存在污染風險等問題。與之相比,焚燒方式占地小,穩定化速度快,減量效果好,臭氣容易控制。對於人口密度大、土地緊缺的大城市來說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技術咨詢中心總工程師施陽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當前,中國垃圾處理的主要問題仍是無害化處理能力不足。“十二五”期間,垃圾處理設施建設仍是首要任務。
 
  施陽透露,“十二五”期間,全國將新增處理能力約40萬噸/日,新增投資約1400億元。此外還有一些續建項目需要追加投資,續建投資約300億元。收運轉運約360億元,存量治理約200億元,餐廚垃圾約90億元,垃圾分類約200億元,監管能力約50億元。“十二五”期間中國在垃圾處理上的投資高達2600億元。
 
  業內人士透露,2600億元大蛋糕中,超千億元將切給垃圾焚燒發電。
 
  據介紹,國家環保部門內部對於垃圾處理的方向一直有兩派意見。一為主燒派,一為反燒派,雙方一直僵持不下。
 
  這種局面在2011年4月發生了變化。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土地資源緊缺、人口密度高的城市,要優先採用焚燒處理技術。
 
  此後,各地垃圾焚燒項目紛紛上馬,但均低調推進。山東省、浙江省各自規劃了20座;福建省規劃了17座;江蘇省、廣東省分別規劃了14座和13座。
 
  張益透露,未來上海市將建設11座垃圾焚燒廠,最小的日處理能力800噸,最大的3000噸,加在一起1.6萬噸。在上海引起廣泛爭議的禦橋垃圾焚燒廠,日處理能力為1000噸。這就意味著上海還將增加16個禦橋垃圾焚燒廠。
 
  按照相關規劃,到“十二五”末,中國的垃圾焚燒廠總數將超過300座,日處理能力將達到30萬噸,占垃圾處理總量的30%。
 
  顯然,在“十二五”期間,中國將迎來垃圾焚燒項目的“大躍進”。
 
  ■ 鄰避難題
 
  中國選擇的這條路,注定不會平坦。目前各級政府正面臨兩方面的夾擊:一邊是城市周邊堆積如山的垃圾,另一邊是居民對於垃圾焚燒的反對聲。
 
  據張益統計,從2007年6月北京由於居民反對而叫停六裡屯垃圾焚燒廠建設,到2011年1月,全國至少發生了十次因為垃圾焚燒選址引發的群體事件,其中北京市三次,江蘇省三次,廣東省三次,上海市一次。
 
  “都是經濟最發達,居民環保意識最強的地區,也是房地產升幅最高的地區。”張益說。
 
  談到中國垃圾焚燒污染現狀,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固體廢物污染控制技術研究所所長王琪認為,中國垃圾焚燒發展非常快,但起點低。由於垃圾焚燒的物料差異很大,幾乎是來什麼燒什麼,對於污染控制非常困難。
 
  在興建垃圾焚燒廠過程中發生群體性事件,不是中國的特例。發達國家和地區將這類現象稱為“鄰避運動”(參見本刊2011年第45期“‘鄰避運動’在中國”)。
 
  “鄰避運動”最早出現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歐美國家。起因是,垃圾處理廠、變電所、核能站、精神病院、監獄、殯儀館等設施,時常遭到附近居民的強烈反抗。居民的訴求通常是“別建在我家後院”(Not in my back yard),居民希望保護自身生活領域 ,免受具有負面效應的公共或工業設施干擾。中文一般將此情形譯為“鄰避”或“鄰避情結”。
 
  美國、日本和多個歐盟國家,以及中國台灣地區等,最終通過嚴格的環境排放標準,透明的公眾參與制度,以及對設施周邊居民進行市政補貼(如建綠地、圖書館、就業優惠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減了此問題。而在中國,這三方面均未成為制度,衝突因此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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