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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用公平正義打破轉型陷阱

http://www.CRNTT.com   2012-03-01 08:50:27

問：您曾經提到，“多少年來，我們有一個最基本的假定，改革和轉型的過程，就是一個從起點到終點轉變的過程。但是忽略了一種可能性，就是轉型的過程當中，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來。”如果追根溯源，轉型陷阱的形成是否與改革之初的終點設想有關，從一開始就缺乏頂層設計，沒有明確的目標？ 　　孫立平：有沒有總體設計要看從什麼意義上來理解。在改革開放起始的時候，要結束和破除的東西是明確的，這就是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告別人整人的時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目標是四個現代化。但在走到什麼地方去的問題上，是較為模糊的。當時叫“撥亂反正”，就是在基本體制上回到改革前的17年，並對體制的弊端進行一定程度的修復；在經濟上引入一定商品經濟的因素，提供一定的經濟自由；實行四項基本原則，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不變。到了1980年代中期，開放開始推動改革，導致改革思路突破最初的設想。 　　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對美國的訪問。據說，鄧小平回來後在某次高層會議上說：我看見了現代化。隨著國家領導人出訪增多，帶回了關於國外新技術革命的信息，《第三次浪潮》、《大趨勢》等書譯介過來。新的改革思路在孕育。如果說，1980年前後改革思路形成的坐標是“文革”前17年的話，現在的坐標是新技術革命體現的一個新的文明。於是，許多突破性的思路開始被提出。回過頭來看，這個時期中國社會中的氛圍和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也是中國最有自信的時期。那個時候的自信表現為對自身問題的不回避，以及向別人學習的勁頭上。 　　對於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一般評價是，經濟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實，我覺得這兩個方面的改革，現在看來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說了，結果是權力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迅速膨脹。而經濟體制改革，則與政治體制改革的謹小慎微形成鮮明對照，鼓勵大膽去試，不怕犯錯誤。就鼓勵改革勇氣來說，這似乎無可厚非，但結果卻是造成經濟生活的高度非規範化。其實這個階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過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動，但由於不具備相應條件，只能以打左燈向右轉的方式進行。由此造成的結果，一面是越來越膨脹且不受制約的權力，另一面是非規範的經濟。兩者結合在一起是什麼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權力與市場的結盟 　　問：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與權力和市場的結合有何關聯性？在漸進式路徑選擇中，兩種要素的結合是如何實現的？ 　　孫立平：市場經濟的實質是政治行政權力與經濟的分離。1980年代的改革大體體現了這個方向。由此，一個經濟型社會替代了政治型社會，國家對資源和機會的壟斷與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開始出現，相對獨立的社會似乎開始發育。正是這個過程，賦予了中國社會以活力，並使得中國社會一度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不同社會力量出現了較為均衡的發展。但這個過程非常短暫，大約只有10年的時間。1990年代初，這個過程基本結束。隨著中央地方分稅制建立、國有企業治理結構調整，銀行、資本市場領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國家對市場的控制能力進一步加強，資源重新走向集聚。進入21世紀，一種建立在權力與市場因素相結合基礎之上的新體制逐步定型。這個新體制的基本特征是權力和市場結盟，在行政能力繼續強化的前提下，把市場體制打碎為市場因素，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這個新體制是以總體性權力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樣的體制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 　　問：利益集團應該怎麼去界定，現存利益格局的破除又如何實現？ 　　孫立平：儘管在現實中，正當利益集團和非正當利益集團的分別是存在的，但在理論上，正當的利益集團與既得利益集團之間並不存在一條清晰的邊界，很難界定哪些利益主體構成的利益集團是正當的，哪些是不正當的。關鍵的問題是，社會中為利益集團設定的制度安排是什麼樣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動平台是什麼樣的。沒有一個好的制度平台，正當利益主體所形成的利益集團也會蛻變成不正當利益集團；相反，如果有一個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當利益主體構成的利益集團，也只能按照社會設定的規則從事自己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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