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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自由主義：一種思想和錯位的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12-05-30 13:41:22

秩序與共識 　　胡適所處的時代，是一個龐雜而混亂的格局：它是一個最原始的角鬥場——軍閥割據；面臨著最深重的災難——亡國滅種；陳列著最肮臟和醜惡的黑金裙帶——四大家族；卻模仿出最現代化的政局結構——民主共和；上演著最時髦的政治理想賽跑——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做著最美好的設想——烏托邦夢幻；尋找著最根本的方法——徹底解決。 　　中國的發展似乎進入了一個死循環，用胡適的話說就是：“兵化為匪，匪化為兵，兵又化為匪，造成一個兵匪世界而已。” 　　胡適給這個時代開出的藥方，其實是一個態度——“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這句話在梁啟超的《政治家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中也說過，胡適曾經在日記中大篇幅地抄過其中的內容。其典故來自《孟子.離婁上》，要治病，必須要有三年的時間蓄積藥材(艾草)。胡適眼中，中國是一場大病，必須要有時間診治，準備藥材，這是治本的路。 　　在當時那種危如累卵的局勢下，人們聽到胡適這話，可以說是急性子碰上了慢郎中。胡適認為，急也沒有用，如果三年都沒耐心，不如坐下來等死。退一萬步，這種態度即使不能立竿見影地救亡，卻能慢慢地為中國造下“不能亡之因”。 　　所以，胡適回國後首先做的並非制度性設計，而是推動人的獨立，不遺餘力地倡導自由、獨立、懷疑、寬容的價值譜系。他認為，爭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覺醒與解放，就沒有民族的覺醒和解放。他甚至打定了用20年的時間做“思想基礎”的決心。 　　在方法上，胡適以法治為解決政治問題的基本點，主張和平轉移政權，反對暴力革命。他痛斥舊社會的罪惡，並致力於呼喚改造舊世界。但他認定改造舊社會、創造新世界的理性道路只有一條，就是呼喚民眾和平抵制。他畢生從事的便是催發思想的覺醒和抵制專橫的壓迫。 　　他認為凡是用暴力推翻的，結果還是暴力。所以他始終對“革命”——這個20世紀最時髦的詞語——保持警惕。他甚至認為，革命的結果必然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老師杜威就說過，社會的進步本質上是“零售生意”，而不是“批發買賣”，社會的發展本是個極其緩慢的過程，毫無捷徑可走。 　　在20世紀的中國，胡適是始終對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當30年代民族危機已經淹沒了民主自由的追尋，他的自由主義的同志，包括丁文江、蔣廷黻、錢端生等人都在政治上傾向於“專制”、“獨裁”了；在經濟方面，翁文灝、錢昌照等人也認為只有傾向於“獨裁”或“專制”才有利於有計劃的工業建設；而胡適在當時是唯一堅持民主和法治的人，也是憲法、憲政最堅定的鼓吹者。他認為個人的生命無論如何長，總比不過基礎鞏固的制度。胡適在這方面的努力和關懷，用他自己喜歡說的話是“功不唐捐”。 　　但問題是，時代的形勢與人們的耐心是否可得？如魯迅說：“改進最快還是火與劍。” 　　今天抽離來看，那個時代患的是一種“綜合症”，既需要瀉，又需要補；既需要開刀手術，又需要慢慢調理。任何一個專家即使做盡了他力所能及的事，也不可能獨力回天。然而，這無論如何也構不成嘲笑胡適的理由，因為社會的興旺發達，端賴其每個成員各從不同的角度對它進行自覺效命和積極參與，否則就是“同則不濟”。 　　但胡適的悲劇就在於，在一個衰朽的政治中，偏偏要去做一個只有在正常有序的政治中才能發揮作用的自由知識分子。他認識到了自己在一個合乎理性的民主制度下應該扮演的角色，卻看不出自己在一個不合理性的專制制度下應該何去何從。他過多地寄希望於輿論的監督作用，卻沒有想到在一個不尊重公意的政權眼中，輿論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在一個不斷兩極化和激進化的社會中，胡適試圖去尋找一條超越階級鬥爭，和平獨立的發展道路。他致力於學術獨立，科學救國，以至於每次重回北大都帶著一個雄心勃勃的長遠大計。然而，時代偏偏無法給他一個正面求證的機會，他也無力給自己創造任何機會。 　　就像美國學者傑羅姆.格里德所說的：“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本身沒有抓住為他們提供的機會，而是因為他們不能創造他們所需要的機會。自由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國那時正處在混亂之中，而自由主義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義的失敗是因為，自由主義所假定應當存在的共同價值標準在中國卻不存在，而自由主義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產生這類價值標準的手段。它的失敗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由武力來塑造的，而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人應靠理性來生活。” 　　胡適的成功在外部有賴於秩序與共識，而在那個年代，秩序與共識卻是中國最稀缺的資源。當人們對現狀的耐心消耗殆盡時，革命便成為主旋律。這種語境下，胡適越做越“錯”，做多“錯”多。因為按照周恩來的話說：“他(胡適)所打的圖樣是要在破漏將傾的房子上添補丁，添那不可能的補丁，這不但徒勞無功，且更阻止革命的發展。” 　　所以，無論胡適怎樣批判政府都是“小罵大幫忙”，怎麼也逃不掉“奴才”、“焦大”、“粉飾”、“為賈府好”之類的罵名。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但卻在不斷激進化中落伍。他是那個急進轉型時代的寵兒，也是時代狂躁的悲劇承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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