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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離國際金融中心有多遠？

http://www.CRNTT.com   2012-07-05 08:38:53

從世界金融史來考察，金融中心誕生往往源自市場自發的聚合作用。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由計劃體制過渡到市場體制的國家，政府的作用自然不容小覷，但是一方面需要警惕政府行為的正負效應，另一方面，無論投資者與地方政府，都需要避免“中央政策依賴症”。 　　在人民幣自由兌換、資本項目開放、個人所得稅等改革無法出現重大轉機之下，上海還可以做什麼？筆者認為，這並不意味著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方面無可建樹。以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的編制規則為例，主要基於人力、商業環境、市場准入、基礎設施和總體競爭力等領域的評估——從這些評估條件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有所作為。與其押寶中央政府的充滿不確定性的政策放鬆，不如首先從營造一個對於金融業更為友善的生態開始，從有規則的市場監管者到有規則的出租車，都是軟性環境的重要構成部分。 　　規則是隱形的，也很難成為顯性政績，往往也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甚至對於規則的“曖昧”態度，往往也被歸為中國特色的一種。但是正如諾斯等人研究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有效率的經濟組織需規則的保護，如果沒有規則很難成為一個生產擴展型社會。 　　回到陸家嘴出租司機的“坐地起價”行為，是出租車司機待遇、供需關係、出租車行業管制、公共治理等一連串事件的結果；不過，這看似令人不快的行為背後，也有著存在即合理的經濟邏輯，這也是缺乏規則之下必然誕生的“黑市行為”。 　　也正因此，要求出租車司機為了在陸家嘴論壇避免“友邦驚詫”而不漲價，並沒有合理性。出租車司機也是理性人，其對於陸家嘴論壇的“無感”，也揭示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除了為政府帶來稅收，還能為上海這座城市尤其是普通人帶來什麼？對於外資、大型國企占據金融業重要地位的上海，這點尤其值得反思。 　　城市的歸屬感首先源於安全感，其底線在於遊戲規則明確。近期上海美國商會和布魯金斯學會一則調查報告中，明確指出金融法律規則為金融中心存在的先決條件，“僅有公認的成文法律是不夠的，還必須以可預測和合理的方式實施這些法律條文。不僅僅商業法律應當得以妥當實施，在公司內任職的關鍵人員必須有一種生活在合理的法律之下的人身安全感，並且知道這些法律的實施不會受一些武斷或腐敗因素的干擾。” 　　進一步看，講規則的對象，不僅局限於金融業與高端人才，更應該具有普適性：不僅普通人應該可維持經濟學家所謂“體面生活”，即使流浪漢，也應該享受一份受尊重的“立錐之地”；換而言之，只有對人人都適用的規則，才能真正稱之為制度。上海如能以國際金融金融中心建設為契機，對外開放的同時對內改革，帶動城市自身的變革，這對於市民以及中國，比起大樓與數字，都更有意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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