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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中國不可能發生像東歐一樣的劇變 | |
http://www.CRNTT.com 2012-08-24 09:35:31 |
民主條件下搞私有化的一個最大的問題,用我國一些學者喜歡用但卻未必合乎科斯原意的說法,就是要付出極大的“交易費用”。共產黨人仇和搞的“休克療法”能夠成功地把所有公產包括學校醫院幼兒園一塌刮子“全賣光”,而標準新自由主義者克勞斯在捷克折騰了8年卻搞出個“准福利國家”,這個對比還不夠鮮明嗎?說什麼東歐“激進”?關於“民主分家”過程中的公共參與、多方博弈、築室道謀、無窮談判,上面講了許多,本書中有更多的例子。它們確實消耗了這些國家許多精力,損失了不少時間。這是造成中東歐經濟轉軌困局,而中國能夠避免這種困局的又一個原因。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民主化使國家權力受到限制的同時,國家責任卻很難推卸。與政府對絕大多數國民即農民沒有福利責任的改革前中國相比,中東歐國家原來涵蓋城鄉的福利保障就發達得多。民主化之後國家任意調配資源的權力不複存在,但福利責任在民主條件下卻不是統治者想卸就能卸掉的。很多外部“左派”批評中東歐簡單化地實行“國家退出”,不如中國強調國家作用。其實國家在兩者的轉軌中都是無處不在,區別只在於中東歐國家“權力退出”易,“責任退出”難。而中國恰好相反。講責任的時候讓你“不找市長找市場”,弄權的時候就是“市場不找市長找”了。即便“左派”最喜歡開罵的俄羅斯,如今社會保障方面的“社會主義”仍然隨處可見,非黑土地帶許多農民甚至根本不種田卻拿國家的保障金買糧吃。相比起前些年傳媒“正面報道”說我們某個根本已無勞動能力的百歲農婦向政府踴躍交納“合理負擔”,真讓人不知說什麼才好。西方兩派轉軌經濟學家都認同民主,都不會建議東歐回歸專制,同時他們的經濟學也有不談政治只就經濟論經濟的規則(在政治權力很少干預經濟的西方這種規則也很自然),於是便王顧左右而言他,去辯論起什麼經濟上的激進漸進來了。 來源:財經網 2012年08月22日1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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