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頁 ->> 港澳論語 】 【打 印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 
我讀王辛笛

http://www.CRNTT.com   2012-10-20 15:01:16  


晚年的王辛笛
  中評社北京10月20日訊/今年12月2日是詩人王辛笛誕辰百年紀念日,為紀念這位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傑出的代表人物,中國現代文學館日前舉行了《王辛笛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並展出《王辛笛創作生平展覽》。以下特載著名詩人邵燕祥的文章“我讀王辛笛”及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孫玉石的文章“詩美的探索者,美麗的靈魂——懷念我所敬慕的詩人辛笛”,以饗讀者。

我讀王辛笛

  邵燕祥(詩人)

  歷史不容假設。一個人的歷史也不容假設。一個人的歷史落在書面上就是傳記,記錄的是已然的事情,不管有多少遺憾,也只能是這樣而不是另外的樣子。

  王辛笛先生儘管有各種社會身份,而他的一生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他作為詩人的存在。

  詩人辛笛,以九十高齡,回首來路,對得起他的祖國,他的家人,他的師友,他的讀者,似乎“可以無憾矣”;然而歷數文學生涯,卻又恐怕“未免有憾焉”。他所會有的遺憾,是跟我們這些讀者的遺憾一致的:總括其一生,他寫詩的歷程被動蕩的時代生生割成三段:早期從1933至抗日戰爭開始,不過四五年光景;中期為抗戰勝利後的1945至1948年,三年多不到四年;後期則是1976年文革結束以還,已是將近70 歲之後的時光了。我們看到了累計三十多年的空白:在日本軍隊占領上海的八年中,辛笛蟄居,片紙只字無存;在1949年直至文革結束,辛笛除了在1957年5月一度較寬鬆的空氣中寫下《喜悅和感謝》(後改題《泉水來了,泉水來了》),洩露了他還不能忘情於詩以外,長期擱下了詩筆;當然,其間,在六七十年代,他寫過一些贈答紀游的舊體詩,七絕為主,間有七律,都是絕不為發表的。他用筆十分謹慎,但情不自禁,在給摯友的篇什中,偶亦略見自怨之語,如:“窗下生憎少讀書,筆因閑久漸生疏。元知獺祭無緣分,學寫黃庭總不如”(《窗下》),“讜論燃犀欽有道,閑愁游刃斬無端。未全拋撒妨行遠,不盡纏綿剩倚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誦槐聚居士(錢鍾書)秋心詩因步原韵》),以及“邯鄲學步勉追移”,“自恨愚頑悟道遲”(《農歷除夕寄冰季乾就兩兄》);從這些怨而不怒的流露,可見在文字獄頻繁的年代,或者所謂知識分子必須“夾著尾巴做人”的年代,保持沉默以苟全性命,不失為一個明哲的選擇,但在良知未泯的詩人,也必然同時是一個痛苦的選擇。

  辛笛童年和少年時期在學塾所受的儒家教育(在他的基礎教育中這是主導的方面,當然後來他雜收博覽,也受到老莊學說的影響),本來是入世的,濡染所及,連讀詩也曾偏愛老杜、陸辛。直到在“孤島”上海家中幫助鄭振鐸保藏幾十箱國家珍貴書籍免遭日本的掠奪,以及在40年代內戰時期對上海進步文化界友人的道義支持,都表現出憂國憂民和急公好義的性格。

  辛笛在南開中學和清華大學,則接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先驅們引進的現代文明的啟蒙,其後,負笈英倫,更使他具有了現代知識分子的心態。他在四十年代末持反蔣的立場,正是由於他向往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我想,當時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是把他定位為中間偏左的知識分子,屬於團結之列的。然而,這不可能改變像他這一類的知識分子,畢竟難免在隨後的共和國時期被視為“民主個人主義者”而必須改造的命運。

  有人說過,性格即命運;也有人說過,政治即命運。某種性格遇到某種政治,那就該是逃不掉的宿命。

  1945年到1948年,對於辛笛和他的同好者,雖然處於內戰中,但畢竟不同於日本占領下,他們得以從事不自由時代裡的自由寫作。辛笛和他的同好們辦的《詩創造》提倡對多種風格的包容,《中國新詩》更強調對詩作的藝術要求,為此遭到來自北方的謾罵式批判以至人身攻訐,但他們不怕,辛笛對自己的詩和詩觀有信心,因此理直氣壯;自然,這也還因為當時霸道的批判者尚未與政治權力相結合,不可能對批判對象採取“實際解決”。

  而在1949年7月,辛笛到北平參加了第一次全國文代會,開會期間他參與籌組的全國詩歌工作者聯誼會胎死腹中。傳記中只寫到他敏感地覺察了私營企業沒有前途,卻沒有寫到他在當時文藝界一片“會師”氣象背後產生了什麼隱憂;但他自動離開了栖止多年的金城銀行的職位,也婉謝了到文物部門、高校和作協工作的邀約,“投筆從工”,申請到地方工業部門去做一名“案牘小吏”,從生存策略來看,不能不說具有相當的先見之明。基於要求“自我改造”的原罪心理,和從而自覺或不自覺的恐懼心理,他脫卻了西裝,放棄了花園洋房和小汽車,也不再參與文學界的活動。他相對地遠離了“知識分子”成堆的多事之地,這樣,在一些從人文知識分子打開缺口的多事之秋,他暫時小隱於他所不感興趣的行政事務之中。這種近乎洗手不幹的決絕,並不表明他從情感上已經和詩一刀兩斷,而對比馮至、何其芳都曾在新的文藝路線下表示否定少作,但終是心有未甘;卞之琳不但燒掉自己的長篇小說稿,又努力學寫民歌體,當是出於同樣的心理狀態。後來者可以批評這些老一代知識分子的軟弱(也是一種動搖,對自己文學信念的動搖),然而總觀全局,也不妨給予同情的理解吧。

  辛笛的幼女王聖思,在這本傳記中,以辛笛的人生道路為背景,寫出了他成為一代詩人的道路,寫到詩人一步一步詩的履跡,也對其各個時期的重要詩作,從背景到文本作了翔實中肯的解析;而對辛笛沒有詩作問世的年代,則詳述了他的行藏與交往,從中也折射出一代知識分子的際遇。這就不僅於詩歌史、文學史,而且於數十年社會政治的變遷,都有某些史料或箋注的意義。

  我小於辛笛老人二十一歲。也是從小喜歡文學並習作新詩,但知辛笛之名很晚,那是在1948年秋冬之際,讀到了他寫於1948年夏滬杭道上的《風景》: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