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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蘇共末日 尚有一人是“男兒”

http://www.CRNTT.com   2013-03-31 09:29:05

“紅色的羅伊”曾被黨開除 　　所以當“禁共令”下，只有麥德韋傑夫這位“男兒”出來維護蘇共，確實非常難得。 　　而這個唯一站出來捍衛黨的“紅色的羅伊”，在舊體制下卻一直是黨不喜歡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義的著作並參與抗議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開除了黨籍，從此成為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兩年後他又被剝奪公職，成為靠寫作為生的“自由作者”，實際上就是體制外的社會邊緣人。當時蘇聯還是計劃經濟一統天下，“黨”壟斷一切生存資源，實行“不聽話者不得食”，體制外謀生是極為艱難的。與他持相同觀點的孿生兄弟若列斯.麥德韋傑夫作為著名生物學家，為事業不得不遷居國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見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羅伊認為他不像科學家弟弟需要在國外搞研究，作為“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他也不認同西方的資本主義，所以他還是留在蘇聯為“社會主義民主”而奮鬥。 　　在將近20年間，麥德韋傑夫受到了“黨”的嚴厲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論被封殺，行動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國外出版，而在蘇聯國內以“薩米茲達特”（俄語“非法出版物”）方式流傳。這些著述包括：《讓歷史來審判》、《誰是瘋子？》、《赫魯曉夫的執政年代》、《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日記》、《布哈林的最後歲月》、《論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斯大林周圍的人——六位蘇聯政治領導人的政治傳記》、《菲利浦.庫茲米奇.米羅諾夫的生與死》等等。 　　直到戈爾巴喬夫開始改革、尤其是開始政治體制改革後，麥德韋傑夫的處境才發生變化。在倡導“新思維”、“公開性”的那幾年，他過去的“異端”言論越來越獲得蘇共改革派的寬容和認可。1989年，他被獲准回到莫斯科，恢復了公職，並在戈爾巴喬夫的親信、後來也被俄共罵為“叛徒”的黨內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雅可夫列夫的過問下最終得到徹底平反，恢復了黨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書《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由莫斯科進步出版社出版，成為他多年來第一部在國內公開出版然後流傳到國外、而不是在國外出版後秘密在國內流傳的著作。此後他更是進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內在國內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過去只能在國外出版的舊著。很快他又作為蘇共籍代表被選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 　　於是就有了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畫面：蘇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兒”。 　　而這個男兒曾經被黨的正統派開除出黨長達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爾巴喬夫改革恢復了他的黨籍，那蘇共可就真的“更無一人是男兒”了！當然有人說，正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毀了蘇共，我想這要看從什麼角度講了。如果沒有宋軍壓境，後蜀即便腐朽到“更無一人是男兒”，也還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為時已晚的情況下，後蜀通過改革有了幾個“男兒”，在大軍壓境時可能於事無補。這能證明改革錯了嗎？其實前面講過，從蘇聯到俄羅斯主要是制度的“劇變”，與後蜀那種沒有制度變化但確實“亡國”了是不同的。至於“亡黨”，說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發生了政黨輪替，蘇共（後來的俄共）丟了政權。 　　不過，台灣的蔣經國開放黨禁實行民主化後，雖然也導致反對黨興起、乃至使若干年後國民黨一度敗選下台成為在野黨，但似乎沒人認為蔣經國就成了出賣國民黨的“叛徒”，而國民黨就因這個“叛徒”而“亡黨”了。事實上8年後國民黨就大選獲勝重新執政。當然，沒有人能斷言“政黨輪替”不會再度發生，但無論怎麼輪替都已屬正常，不會有“亡黨”之說和“叛徒”之咒了。 　　東歐各國其實大都如此，那裡“前共產黨人”的後繼黨在“劇變”後20多年里大都勝選執政過一次乃至多次，很多黨的獲勝率都高於“劇變”時他們的對手。不過俄共確實是個例外，“劇變”至今它還從未嘗過政權的滋味（指中央政權，俄共在地方上是有勝選執政的），其原因耐人尋味，我們可以另行討論。但是這種劇變後經歷的不同使“亡黨”、“叛徒”之說在俄共中比在東歐各黨中更有市場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即使我們同意這種說法，即由於蘇共出了“叛徒”，導致了“亡黨”，那麼一個基本的事實也是：包括戈氏在內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時期才入黨的，他們都是正統體制下按正統的價值觀被挑選出來的接班人。而那個蘇共“亡黨”之際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兒”，倒是被正統體制開除並排斥多年，恰恰是戈爾巴喬夫時代重新被黨接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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