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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對談秦輝:還原歷史的真實圖景

http://www.CRNTT.com   2013-05-02 11:24:33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秦輝
 
  秦輝:我覺得剛才傅高義先生已經提到一個很有趣的事,就是英語世界對他的這本書評價很高,但我們的朋友卻有一些批評。其實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剛才他已經講了,他這本書是寫給美國人看的,所以自然就不需要對美國人在自由、民主、人權方面進行啟蒙,甚至也不是對中國人的啟蒙,因為他的初衷不是這樣。儘管如此,通過傅高義先生高超的敘事能力,還是給我們講了一個關於鄧小平以及當代中國30多年,甚至60多年的非常精彩的故事,這個故事不僅在西方聽眾中大受歡迎,其實在中國也很受歡迎,雖然有些觀點上有爭議,但作為一個國外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能把故事講到這個程度,的確是我們都應該學習的。

  但是我覺得關於鄧小平乃至中國改革史,因為中國改革還遠沒有結束,絕沒有到蓋棺定論的時候。評價鄧小平,或是說評價中國改革,因為這是他的主要貢獻,但是要理解中國改革乃至理解改革中鄧小平起的主要作用,我覺得改革前的歷史是要談的,即如何從“文革”到改革。雖然這本書直接談論這一過程的篇幅很小,但其後很多對改革的描述都是與對這一段時間的分析有關的,甚至關於一些人的定位。比如說傅高義先生書中經常提到“造反派”這一概念,其中把很多“文革”新貴比如遲群、謝靜怡也叫做“造反派”,這當然是鄧小平時代的理解,因為他否定“造反派”當然就包括否定這些人,可是我們知道,遲群、謝靜怡到清華本來就是去鎮壓“造反派”的。很難說他們就是我們所理解的“造反派”。

  這裡面涉及到一個問題:鄧小平最大的貢獻就是帶領中國人民走出了“文革”,開創了改革。這個過程遺留下很多問題。有一句1980年代我們經常講的話,叫做“徹底否定‘文革’”。這句話現在已經很少講了。我覺得這句話沒錯,我們還要繼續沿這條路走下去,而且最近出現的一些事情使人擔心中國未來出現類似“文革”的狀況不是沒有可能。但是所謂“徹底否定‘文革’”除了所謂“徹底”與否可能有爭論,有人覺得應該重講“文革”的苦難史,但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研究“文革”的發生機制以及如何擺脫“文革”。今天我不想過多地指責前人,歷史的局限性每個人都是難以避免的,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我的確要指出鄧小平的“徹底否定‘文革’”帶了太多的“當權派本位”色彩,他把“文革”描述成了老百姓整“當官的”、“造反派”迫害“走資派”這樣一個過程。“造反派”迫害“走資派”變成“文革”的單一情景是非常大的一個問題,這就是把“文革”中稍微活躍一些的人都叫做“造反派”,其中包括遲群、謝靜怡。但更重要的問題是,這種事實誤判後來又被另外一些朋友從另外一個方向強化了。我們的一些左派的朋友,甚至是“毛左派”的朋友現在也是這麼講的,認為“文革”就是“老百姓整當官的”,區別只在於鄧小平說這樣做是“整錯了”而他們認為是對的。

  改革開放30年以後的確出現了嚴重的腐敗現象,這樣的“文革”圖景給老百姓以強烈的印象:既然“文革”就是“整當官的”,而當官的又是如此腐敗,那“文革”不是很美妙或很浪漫嗎?現在很多大學生對“文革”有這樣的浪漫幻想。鄧小平時代否定“文革”的官方敘述與毛左派雖然在價值觀上是對立的,但在事實判斷上好像一樣。所以使我們現在的“文革”話語陷入一種非常尷尬的境地,關於“文革”的官方話語現在講得是越來越少。確實,如果總是講“文革”就是老百姓整當官的,那只能增加人們對“當官的”的同情,而同時“毛左派”的朋友們說:“就是應該再來一場‘文革’,這是老百姓對於“當官的”一種懲罰。”這就形成了一種合唱。

  如果我們要真正看懂“文革”乃至於走出“文革”,就必須要看到另外一種故事背景。中國是一個奇怪的國家,做的和說的往往反差非常大。比如鄧小平說:反右是對的,只是不該擴大化了,但此時99%的右派都已經平反了。又比如毛澤東一直到死都認為“造反”是他的偉大貢獻,就是靠“造反派”打倒走資派實現了中國的革命,其實能夠活躍到鄧小平時代的“造反派”還不到總人數的1%,大多數“造反派”不是在鄧小平時代,而是在毛澤東時代就被打倒了。但是這個事實卻被遮蔽了,似乎官方敘述和毛左創造了一個神話:毛主席支持“造反派”,鄧小平鎮壓“造反派”。其實哪有這麼回事?北京人都知道那“五大領袖”都在毛澤東時代就坐了很長時間的牢。我的家鄉廣西,“造反派”更是被屠殺、甚至被活活吃掉的地方!1968年的血腥夏天,香港、澳門的人都知道從西江上滾滾而下的屍體,有十幾萬之多。那些是什麼人呢?都是“造反派”。他們是怎麼死的?都是當權派用“官方民兵”甚至解放軍對他們進行大屠殺。這樣的歷史,以前我們說“否定‘文革’”時都不提的,所以“文革”到底是怎麼回事是一定要講的。

  小平的貢獻,我們在座的包括我本人都是感同身受的,但是我的確覺得“改革”這件事情換一個人做也差不多。我覺得對於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的確應該感謝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毛澤東。但是我所說的角度和毛左派是不一樣的。我覺得改革這個奇跡的發生的確是有賴於“文革”這樣一個奇跡,“文革”這個“奇跡”奇在什麼地方呢?我改造了一個經濟學術語,叫做“負帕累托改進”。帕累托改進是說所有的人都得利,只是有些人得利多,有些人得利少。而“文革”十年,把中國所有的階層都得罪了:從當權派到“造反派”,從漢族到少數民族,從高幹子弟到狗崽子,從計劃經濟的支持者到市場經濟的支持者。所以,這是一個典型的“負帕累托”過程,沒有得益者,只有吃虧多少的問題。所以,走出“負帕累托改進”是非常容易達成共識的。

  中國1980年代的共識,其實不是關於中國走向何處去的共識。這個共識從來就沒有過,現在也仍然沒有,而且歷史上所有重大改革都很難建立在這種共識的基礎上。走向哪裡?這是一個永遠都有爭議的話題。而且說老實話,成功的改革也不必所有人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完全可以採取把不同意見在體制下加以調和的態度。中國改革這30多年,成就巨大,但問題也堆積如山。現在的人們不會對改革抱有很大幻想了,加之“文革”敘事的片面性,現在的人們看待改革和“文革”肯定與1980年代不同。我們怎樣在不同的基礎上還原事實,還原真相,使我們對改革的認識進一步深化,使今後的道路沿著大多數人所希望的那樣延伸下去,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傅高義先生的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切入點,讓我們得以重新看待鄧小平以及1949年以後60多年的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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