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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父親潘光旦、母親趙瑞雲

http://www.CRNTT.com   2013-09-07 11:13:01

因此我們的父母是經過自由戀愛而結婚的。但是因為父親一直在外求學的緣故，到1926年父親留美歸國他們才結婚，屬於晚婚了。舅母回憶說：“我看見過他們的結婚照片，是半身照。姐姐穿的粉紅色夾衣，昂哥穿的西服。”他們結婚時，刻有一對精巧的瑪瑙石圖章??分別刻上兩人的名字（“文革”時被抄）。我們在父親遺留下來的一個舊銀掛表殼中找到母親年青時的一張照片，背面寫著：“冤家是你，緣家是你，怨重恩深，伊有胡底。”這大概是他當年隨身攜帶的照片和愛情詩吧。 　　我們的父母感情極好，平日幾乎不見他們有言語上的衝突。父親有詩句說“一事平生差自慰，家人卦占最諧和”。父親有較長時間出門在外時，會即景生情，寫詩“懷內”。因為母親不善講普通話，所以他們在家交談一向用吳語。我們在家也只說普通話，父親兩種話都說，互相都聽得懂。父母親在家中經常談些親戚朋友之間的人和事，有所評論，也不避諱孩子們。父親稱呼母親為“三姐”，親戚中的小輩稱呼她為“三娘娘”、“三爹爹”或“三伯伯”（均相當於三姑母）。母親稱父親為“昂弟”，因為她比他大一歲。我叔叔和小舅舅稱呼我父親為“昂哥”。這都是家鄉的習慣。多年來，正像我們對父親的殘足從小就習慣成自然一樣，對父母的婚姻也從沒有特別的想過。現在忽然有人問到我，你父母是如何結婚的？或者說你母親怎樣決定和一個一條腿的人結婚？這的確值得深思，梅貽寶先生的話多少回答了這個問題。 　　溫和寬厚，樂於助人 　　母親性情溫和，對我們慈祥不用說，對親戚、朋友和客人都是真誠相待，和藹可親。她和父親不一樣的是，不會到公眾場合去說話；和父親一樣的是，無論貧富、老幼、有文化沒文化、城里人鄉下人，本省人外地人都可以接近，平等待人。母親喜歡購物，出手大方，因為家庭人口多，需要量大，這本屬正常，但自從抗日戰爭以後我家經濟一直處於緊張狀態，她受到很大限制。即便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來了客人她必定請人留飯。遇到困難者，她則隨手把家中僅有的東西送給別人。我父母均好客。請客的時候，母親都要準備江南口味飯菜，每每得到客人好評。 　　唐紹明回憶抗戰時期在昆明鄉間的生活時，說道： 　　潘光旦太太對人和藹，樣樣為人設想，常從大河埂來梨園村串門，每次都帶來一些江南小吃…… 　　難忘一次大河埂聚會。主人是潘光旦太太，專門邀請李家院子全體（均清華大學教職員）家屬，包括大人和孩子，到她家做客。那是位於大河埂十字路口西北角的一座獨院，有一座二層木樓，前面是院子。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擠滿了人，小孩子更是鬧成一團。潘太太準備了各種菜肴，大家自己動手做著吃。我對大人們做面筋很是好奇。潘太太還事先給門前田主一點錢，包摘一茬蠶豆，這時發給每個小孩一個籃筐，領著大家到田里去摘，拿回來做菜。這種抗戰“牙祭”，既飽了大家的口福，還增進了彼此的友誼。（《抗戰時期疏散生活紀實》，清華《校友文稿資料選編》第10輯，2005年） 　　楊絳先生回憶1949年她到清華任教，住新林院鄰居的情形： 　　潘光旦夫人趙瑞雲，張奚若夫人楊景任，都只比楊絳年長十三歲，卻母親般的關心她，使她感到溫暖，相處如家人，能說心里話。入冬腌菜，兩人都說已替她腌上二十斤，一冬天有四十斤，吃不盡了。（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 　　1950年代上半葉，母親在清華和中央民族學院都擔任過家屬委員會的工作，大約處理過一些排難解紛的事，尤其是勸解家庭不和，因為別人信得過她。她還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是民盟盟員。 　　母親在親戚中以賢惠著稱，這是我很晚才知道的事。我家從上海移居北京，離開家鄉親戚群的時候，我才三歲。乃穟還記得在上海每次到“九公公”（我父親的九舅沈恩孚）家去，我母親都會剝芒果給老先生吃，老先生吃得粘胡子，使她（四歲左右）旁觀得嘴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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