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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長逃命教師自殺 韓國國民性的兩面? | |
http://www.CRNTT.com 2014-04-22 12:09:56 |
也正因文化習性會伴隨著道德認知與無形回報機制,所以它會被奉若圭臬。姜某自縊,內含著這種文化習性驅動;而貪生怕死的船長逃生後,也會被一個社會所推崇的榮譽感和相反的恥感所釘牢和敲打,他自己就說,沒臉見人。 很多網民以“國民性”作為解釋框架,去看待這兩種行為,得出推斷韓國民族文化中的共性成分。毫無疑問,沉船中的教師和船長、船員同為一個族群,會受到相同的文化習性的浸染,但做出迥異的行為選擇,說到底,還在於文化習性的“密度分布不均”有關: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誰也沒法保證,他們都處在一個道德水平線上——儘管韓國的恥感文化確實濃鬱。 從職業來說,韓國教師的職業倫理要求一直很高,對文化習性的獲得也很強調“一日三省吾身”,所以會在教師群體中普遍體現先人後己的行為方式。儘管不能說韓國的船員職業倫理的培育層次較低,但具體到個人,文化習性的獲得並不一致,如船長李俊錫在海難時未具備應有的職業倫理準則,可能有其輪船公司的責任,也有可能源於個性中的消極成分。 說到底,船長逃命和教師自殺,不能完全歸結到“國民性”上面,更應被看作人性的兩面。這起悲劇,確實內蘊了不少“民族的”因素,但也為審視人性與文化習性的繁複,提供了一個沉重切口。 2014年04月20日07:52來源:新京報 原標題:船長逃命和教師自殺,韓國“國民性”的兩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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